沈伟东
在遵义，浙大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上课，积极开展爱国活动。而学校里的姜姓训导长和原校长郭任远，却始终站在进步学生的对立面。1940年8月，愤怒的学生们将训导长赶下了台，还把他的铺盖掷到了校外。这样，浙大一时间就没有了训导长。这时，竺可桢想到费巩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当即提着灯笼，来到遵义老城山坡上的石家堡费巩的住地，进行了一场校长与教授之间的倾心交谈。竺可桢坦率地说:“姓姜的劣迹太多了，被学生轰下台是意料之中的。但训导长可不能长久空缺，我思前想后，认为由你来出任最为合适。”费巩对竺可桢三顾茅庐的精神深为感动。他如实讲述了思想顾虑:“一不是国民党员，通常是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二前任的训导长作恶多端，声名狼藉，在学生心目中，训导长是与学生作对的‘警察厅长’，如果我做了训导长，会受到学生的忌恨，到时岂非冤枉。”仔细听着费巩的心里话，竺可桢越加感到费巩的真实坦率，更加坚信费巩是位训导长的合适人选，在浙大可以说是非费巩莫属了。竺可桢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恳切地说:“现在学生的生活太苦了，我们总不能忍心一直无人去关心他们吧？”竺校长的一番言辞，终于深深感动了费巩。这时爱生如子的费巩，几乎已是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竺校长的诚请了。于是，他决定出任训导长一职。不过，他向竺校长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不加入国民党；二是担任了训导长后，仍然拿教授的原薪，将每年可节省的四五千元的训导长的薪俸，用来改善学生的物质生活。”费巩言毕，竺可桢真是喜出望外，一口答应费巩的条件。费巩就职典礼的这天，浙大的师生几乎倾巢而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费巩发表了他的《就职宣言》，向师生们作了四点施政方针的说明，并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从此，费巩与竺可桢，两位主持正义、深受师生爱戴的教授，配合默契，患难与共，为着科学和民主，竭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如果说费巩出任训导长，就是对学生驱逐姜姓训导长行动的支持。那么，在他担任训导长的半年时间里，由于反对国民党当局独裁，进一步倾向和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无的畏精神和不屈斗争，以至一次次地遭受到恐吓和迫害。费巩异常鄙视和憎厌那些盛气凌人、横行校园的国民党党棍和特务学生，他把挂在训导处办公室前门的三青团牌子，挂到了后门。对于严重违反校纪的特务学生，他毫不留情地提出，要将他们开除出去。为此，一些被清除出校的特务学生，非常仇恨费巩，他们扬言要给费巩颜色看。当时与蒋介石侍从室有直接联系的浙大国民党部负责人提出:训导长一定要由国民党员担任。为此，他们诱骗费巩加入国民党。费巩丝毫未加考虑，一口拒绝。于是，国民党教育部就以费巩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为由，胁迫费巩辞去了训导长的职务。
1941年初，在国民党策划“皖南事变”前后，浙大校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遵义警备司令部发出公文，说是外地的共产党员已潜入浙大，要校方配合抓捕共产党员。费巩闻讯后，一面焦急地与竺可桢商量对策，一面紧急派人转告几位比较暴露的进步学生迅速转移。一天晚上，校园里正在清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情势异常紧急。这时，费巩所居住的石家堡山坡上的宿舍里，已从校园那里秘密撤离潜来了乔新民等六、七位同学。费巩从办公地点回来后，他要同学们务必小心，先在这里躲避几天。当他仔细端详一个个同学时，又郑重地关照大家要注意仪容，对穿着的衣服要破旧而自然。费巩特别指了指乔新民笑着说:“你看你的头发既乱又长，真像个‘劳改犯’了。”说着，他毫不迟疑地拿出了自己的中式皮袍和大衣，给乔新民和其他几位同学穿上。后来，这几位学生均安全撤离了遵义，辗转投奔抗日根据地，其中四位成为新四军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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