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场突遭搜查之谜

偶然发现说

学者朱华否定了“马林因素说”，认为是程子卿偶然发现一大会场的，即程子卿向位于一大会场隔壁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大会场。朱华以前认为程子卿之所以能发现会场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走错了门；二是因听到106号有外国人说话而起了疑心，于是强行闯入。但是后来根据材料，发现程子卿误入会场，是因为弄错了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

7月2日，租界工部局的《警务日报》中附有一份关于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专门介绍，其中提到，该会总部在“贝勒路106/108号”，这很可能是“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李书城、李汉俊寓所的误记。因为：第一，这两家确实是打通的，“106/108号”的写法符合这一实际。第二，据《警务日报》的情报，全国各界联合会建立后，会址至少搬迁了四次，1920年6月，其设在恺自尔路15/16号的总部还曾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查封。而从7月11日到18日，《警务日报》四次提到了全国各界联合会，均未明确其地址为“树德里104号”，仅有一次含混写着“望志路贝勒路口”，但是7月25日后，凡提到该组织，均不厌其烦地写明详细地址。因此，全国各界联合会搬入“树德里104号”，也许是7月18日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可能临时借用过李书城寓所。而情报没有那么及时的法租界警方，便让程子卿走错了门。说李书城可能借寓所给全国各界联合会，倒并不是随意想象，因为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

根据1921年8月1日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可以发现当年租界警方正在密切监视一个相当活跃的社团——全国各界联合会，它的总部就在法租界“望志路104号贝勒路口的树德里104号”。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在政治上支持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洋政府，而法租界当局为了支持北洋政府，于是就派遣程子卿去向全国各界联合会传达社团开会须提前48小时通知警方的命令。另外，7月2日的《警务日报》曾误以为“树德里106号至108号”是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因此程子卿也不能确定联合会究竟是在树德里104号，还是在106号至108号。当他在树德里寻找联合会地址时，听到106号客厅有外国人说话的声音，于是就闯了进去，在一大会场内东张西望。据一大代表陈潭秋回忆：“李汉俊到客堂去询问他，他说是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找错了房子，对不起，说毕扬长下楼而去。”这说明程子卿没有说假话，确实是把望志路106号当作全国各界联合会的地址，误闯入会场。

有人认为法租界警方下达取缔集会条例的命令，主要目的是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或中国共产党的。但是朱华认为从资料来看，法租界警方当时的主要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防范社团活动方面，这一举措也是针对社团的。早在7月24日早晨，程子卿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就前往贝勒路同益里5号的留日学生救国团总部，以开会须在48小时前函报警方并获批准为由，阻止该团体预定在当天上午举行全体大会。由于当时法租界巡捕房中国侦探人数很少，总共才6人，为了更有效地压制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法租界当局在阻止留日学生救国团会议获得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布这样蛮横的命令，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实际上，公共租界早在1920年4月就发布了几乎完全一样的命令。

因此，可以断定法租界警方7月30日晚的行动没有特定的针对性。正因为如此，当程子卿发现一大会场时，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得回去找人来查拿。而这来回之间的时间，就成了一大代表们脱身的机会。

程子卿其人其事

据1926年进入法国巡捕房工作的薛耕莘说，他听上司程子卿讲起过1921年搜查李公馆的情况。薛耕莘回忆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程子卿跟他聊天，说1921年曾往李公馆搜查。当时只知道一个外国的“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薛耕莘说，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后来在镇江米店当学徒。在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等人，并与之结拜，人称“程老三”，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程子卿连法语都不会讲，怎么会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呢？原来，在米店里不断地拎米包，他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尔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薛耕莘有个习惯，凡重要的见闻，必定记录于笔记本。他和程子卿当时的谈话，亦被他记于本子上。新中国成立后，薛耕莘曾被捕入狱，笔记本被收缴。那个本子如今很可能仍在有关档案部门保存。薛耕莘说，身为法租界的华人巡捕，程子卿跟他一样，处于法国领事馆、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势力的夹缝中。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此后，程子卿上下班时，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度过。

薛耕莘说，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可能被捕，便求助于宋庆龄。因为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这样，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也就没有被捕。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薛耕莘因为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熟悉那里的法文档案，例如政治性案件归在“S”类，捕人报告归在“R”类。关于搜查中共一大会场的情况，他认为，可能会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年的“S”或“R”类档案中查到准确的原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