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中国大众的灵魂”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样板”“模式”“范型”。全国唯上海“马首是瞻”。然而，另一面的上海屹然而立——古旧、保守、落后、愚昧、倒退。几乎所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恶疾、症结、痈瘤，在这里都有一般的和特别的表现以致恶性发展。而且，它还有“习得”、接受西方文化的外来的菌群、病毒和其他毒素，特别是舶来品中本非坏货而在中国语境中坏掉的变态与变种。于是乎上海文化，中西合璧、古今杂陈、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良莠齐发。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西方文化以及它的优秀传统部分和现代化成分还有腐朽部分、特殊的殖民地文化、对抗殖民文化的抵制反抗的文化、诸多文化成分混合汇融的杂种文化，以至日本文化、印度文化，当然，同时还有强势发展、影响深远、表现了时代精神进步倾向、民族骨气和精神的革命文化，以及它与进步文化的联手合流……不一而足，文化大混杂。然而，总其文化景观，则是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为深层次根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革命文化和进步文化为骨干，总体倾向是前进、发展、进步、现代化。
鲁迅正在此时期，选择定居上海，并在此从事文化创造、文化运动和文化斗争。鲁迅在对复杂而混乱的上海社会的现代性，有了深刻观察和感受之后，在对3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有着及时接触和接受、体察和感应的基础上，以及在对现代性上海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中，他合理地酝酿成就了后现代的文学因素及其创作表现，即一种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积极的后现代文本。这是30年代中国所能产生的最先进的现代民族文本。鲁迅的这一民族文本，取用了两种文学文本形式：小说和杂文。这就是他的小说集《故事新编》和后期杂文中从《三闲集》到《且介亭杂文末编》9本杂文集，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花边文学》《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和三部《且介亭杂文》。
《故事新编》以充分的后现代意识和不易觉察的后现代笔触的表现方式，显示了后现代文学的犀利的批判精神和对上海社会——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部分的“现代性弊病—伪现代—封建性、现代性混杂的异化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附着现代性”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故事新编》用后现代的意识和艺术手法，揭示、体现、解剖了上海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性样板，所存在和显现的传统的掺杂与沉渣，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误读、曲解、扭曲和改塑等等，体现为上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民族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不过，鲁迅在上世纪30年代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批判所构成的中国的民族文本，其主要文学形态，还是他所独创的杂文。鲁迅说，他的后期杂文，“内容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即贯彻他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两个相结合的文学、文化宗旨，也是两面旗帜。他多次在他的杂文集的序或跋中，论及自己的杂文的性质。他说他“论时事不留情面，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他说：“‘中国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用这些来概括他的杂文的总体和实质，是很准确、很贴切的；而实际上，这也就体现了鲁迅杂文的民族文本的性质。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和革命化，是中国社会的两个宏大景观，也是两大民族母题。而同时，面对侵略，面对反动统治，面对后者的不抵抗，救亡图存的爱国群众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烈火，风起云涌，渐益燎原。这样，现代化、革命化和反抗侵略、反抗反动统治，就成为紧密连接、互相渗透的三位一体的社会症结和民族母题。
鲁迅的后期杂文，特别是从《二心集》到《且介亭杂文》及其二集和末编的杂文，总体上，就是围绕着这“三位一体的社会症结和民族母题”，议论、剖析、揭露、批判、抗击和呼号的。由此而构成他的新的民族文本。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这批杂文“是匕首，是投枪”，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冬末的萌芽”，它们“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虽不是“史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杂文像“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但是“和人生有关”。这些杂文“和现在贴切，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这些对杂文性质的论定，客观上也是对鲁迅杂文品性的论断，恰当地表达了鲁迅杂文的民族文本性质。
对于上海的文化现代性怪胎——西崽文化和流氓文化，鲁迅也作了简洁、透辟而辛辣的揭露和批判。“依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他们出则西装革履，操洋泾浜英语，入则长袍马褂，之乎者也，拉胡琴、唱京剧。他们是古今洋中文化的杂交与混合。这种文化，失去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幽深与高超，于西洋文化又只得其皮毛与劣质。这是现代性获得中的异化。
流氓文化是另一种形态的变异文化，较之前者，他更多中国因素。鲁迅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
鲁迅的后期杂文，尤其30年代之后直到逝世前的杂文，以一种由他独创、又由于他而达到文学高峰的特殊文体，形象、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心理，包括其正反两个方面，而构成当时中国的民族文本。
由于这些杂文的高瞻远瞩和深含文化意蕴，使得它们至今依然保留着现实的意义。这是鲁迅作品作为民族文化积淀，作为珍贵文学遗产的深刻体现。
（彭定安 1929年生，江西鄱阳人。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中国鲁迅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辽宁省鲁迅研究会会长。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辽宁省社联文联暨作家协会顾问、辽宁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著作有《鲁迅评传》《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杂文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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