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热心
5. 陈掖贤命运多舛
陈掖贤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也许，继承了革命者的因子，陈掖贤把平等、公平看得很重。1960年，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物质供应奇缺，一些不要票证的“议价”商品又特贵。陈掖贤的工资虽已增加，但仍不够用，到月底总是没有饭钱了。于是，一件对他后半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事情发生了。1960年秋天，陈达邦看他生活太苦了，便领他到政协礼堂餐厅用一张七角钱的餐券吃了一餐“红烧狮子头”。当时凭票供应的猪肉是每斤0.81元，这一餐只是未交肉票。但是，这顿饭却引起他思想上很大波动，他认为“党没有和人民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享受了“特权”。因此，在回来路上看到奔忙的饥饿人群，他觉得羞愧难当，不敢正面看人，他为此越来越苦恼。就是那一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终于忍不住，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写了饿死人的事情和中央在大跃进时期所做出的一些失误决定；还把人民生活艰苦的情况填了一首《忆秦娥》寄给毛泽东。好在他是赵一曼的儿子，没有受到追究。
文革中，当父亲陈达邦被康生等人诬陷打倒时，陈掖贤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多次提笔向康生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写信，为父亲申辩；还在信中提及天安门为什么只挂毛主席像……这种做法的结局只有一个——悲惨，陈掖贤一夜之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翻墙而逃，在京城远郊荒野躲了10天，饥饿和思念女儿使他回到单位。随后，他被关进牛棚里隔离审查。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被解散，与精密机械研究所组成第六机床厂，他被分配到供销科工作。他的心情更加苦闷了。
1982年8月，陈掖贤自己结束了生命，也结束了多舛的命运，和母亲、父亲在地下相聚了。
6. 《我的母亲赵一曼》
尽管赵一曼牺牲69周年，陈掖贤也去世23年，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他和母亲的形象同时出现在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里。
这部影片从一个儿子的视角，追忆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牺牲前的那段故事。母子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贯穿全片，使这个悲壮的战争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专家是如此评价这部影片：“影片在塑造赵一曼形象时，更主要是放在一次激战受伤被俘后，经受日寇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中，展现出她的不屈魂魄。影片……通过儿子的回忆、辅以儿子的旁白，写出女英雄另一种悲壮与凄美和谐交融的风格。影片以一个柔情满怀的母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受着人世间难以想象的非人摧残，在痛苦万状中幻见心爱的儿子。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动用了极其残忍的电刑，她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但决不叛变革命。”
虽然，“儿子”在影片中只是连接故事的“线”，但没有这根“线”，又如何展示赵一曼英雄和母亲完美统一的形象？
正是因为这根“线”，让母子跨越时空的亲情得以连接。
如果，赵一曼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因为她让儿子了解了自己。
如果，陈掖贤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因为他这也是为母亲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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