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因学养、兴味及信仰不同，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路径和人生道路。其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褒贬自在春秋。胡适在百年中国的定位，首先是一位学人。他一生谨守为自由民主奋斗的底线，为拓展言论自由空间，殚精竭虑，恪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
五四运动时，他与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杂志，推行新文学，提倡白话文，打破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联手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从此，中国人不再迷信孔夫子，不再以孔子定是非。
1927年大革命后，国民党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从那里寻找执政的合法性，以孙中山的是非定是非，大力推行“军政、训政、宪政”政治架构。这个时期，胡适以《新月》为阵地，先后写出《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秉持自由理念，痛陈时弊，尖锐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和陈独秀这对安徽老乡，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各奔“左右”，分道扬镳，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大分化的标志性事件。当时，胡适虽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他充分尊重支持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选择。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词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们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事实证明，胡与陈从未做仇敌，他们保持了终身友谊。1927年蒋介石清党，陈独秀长子陈延年被铺，胡马上托关系求人搭救。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胡联合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主张从轻发落，并接济陈服刑期间的生活费用。1942年陈独秀去世，陈晚年的遗稿由胡整理编辑。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惨遭杀害，胡为李的遗孀向北大校方争取增加抚恤金。他的著作《胡适文存》出版，在第三册扉页题辞——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他还带头捐款，为李大钊在北平购置墓地安葬。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曰：“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
上世纪50年代末，胡适为了利用中央研究院藏书写完《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答应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到会祝贺并演讲，赞扬胡“个人之高尚品德”，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胡当面反驳蒋这一提法。他说：“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恢复中国固有文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科学，提倡民主。”当时蒋怫然变色，视此事为奇耻大辱。当晚在日记中称胡“狂妄荒谬”。而胡认为“诤友”应有说话的自由。
1960年，胡适曾当过发行人的刊物《自由中国》筹建反对党“中国民主党”，犯了蒋介石禁忌，刊物主持人雷震遭到逮捕。胡适见蒋，当面为雷震鸣冤，并坚决反对逮捕雷震。据蒋日记记载，蒋介石被胡适气得两天晚上吃安眠药睡不着觉。
1962年2月24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院士会议。胡适带病参加并主持选出新一届院士。在下午酒会上，有人发言提及去年胡适的一篇演讲遭到各方“围剿”旧事。胡适对此讲道：“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那是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酒会行将结束，胡适心脏病猝发，倒在讲台上。台湾中央研究院治丧委员会在胡适墓前立石铭刻：“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要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李秀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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