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波
二
瞿秋白这时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只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但历史注定瞿秋白将成为一个思想家。他在哈尔滨的五十多天里，以思想家的目光观察着这座新兴的城市。
瞿秋白认为日本经济将垄断中国市场。在哈尔滨开埠之初，中国和俄国的商业分别在两个区：中国商人在道外区，俄国商人在道里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的商业日渐凋零，也逐步转向道外。日本人则锋芒劲显，借机大肆吞并俄商的店铺，到1920年时道里的市面被日本人占去了一半。俄国的卢布贬值，日本的金票骤起，取代了哈尔滨商场一向流通的俄国卢布。哈尔滨的市场由于受俄国战争的影响，断了与俄国通商的关系之后，中国货出不去，俄国货进不来。中国南方的物资由于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的缘故，运费高昂，成本提高，导致整个市场物资匮乏。“日本人商界实业界努力博取哈尔滨的经济势力”，狡猾的日本商人，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大量从日本东京往哈尔滨贩运日货，饭馆里吃的大米都是从日本东京运来的，商场里百货也是日本产的，“于是日货就充满了哈尔滨了”。
瞿秋白目睹这一经济现象，感到并发出了这样的警示：“如若中国不赶紧和远东恢复通商，结一经济同盟，其势决敌不过日本帝国主义。”
瞿秋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及远东地区的危险。他写道：“我们从奉天到哈尔滨沿途触目惊心，都是日本人侵略政策的痕迹。”其实他对哈尔滨的思考开始在未到哈尔滨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和那位警察的交谈时，就使他认识了日本是怎样的了。“其时中东铁路警察，总算是换了中国人；日本护路警察却还强和中国警察同驻路旁，双方不时起些小冲突，好不麻烦。”他是否在心中给日本这个民族画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其时中东铁路的归属权问题正在讨论之中，苏俄政府屡次声明要归还中国，可是日本人却想乘机取得中东铁路。日本在中国和远东地区扮演一个强暴的“宪兵”的角色，他们连年侵略西伯利亚，和俄国的谢苗诺夫匪帮相勾结，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内政，扰乱中国的社会生活。
瞿秋白透过这些现象，深刻地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觊觎并想吞并满蒙、西伯利亚的狼子野心。他说：“日本人若得中东路，哈尔滨就快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瞿秋白认为哈尔滨是俄国革命和反革命两种势力在国外的聚集地。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的资本家、地主、厂主、沙俄时代的将军、白卫军官、大小官吏等纷纷流亡到哈尔滨。他们过着在政治上亡命、物质上却仍是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在1905年哈尔滨就已出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组织，1907年中俄工人就在哈尔滨纪念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马列主义在哈尔滨已经得到传播。1917年，列宁曾以苏俄工农政府苏维埃名义电令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夺取中东铁路附属地的权力；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组织在社会民主党（布）的领导下，以其思想、言论和行动直接地影响了哈尔滨工人和市民。瞿秋白也正是在这里“先得共产党一点空气”，第一次听到了“雄壮的很”的《国际歌》声。
瞿秋白观察到俄国新党（布尔什维克）在哈尔滨的活动，特别是看到“劳动阶级一方面，组织运动却有一步一步兴旺起来的趋势，和赤塔新党暗中互通消息”的情况后，他虽然觉得住的寓所龌龊污秽，“似乎生活很不适意”，但他还是看到“眼前横着一种希望”，他认为中国要想富强，“就是行‘新式的’无产阶级化”。
瞿秋白认为哈尔滨是一座俄国化的城市。哈尔滨自修筑中东铁路以来，俄国人就大量涌入，从事商务、开办工厂，在政治、经济、宗教、习俗、文化、人口等方面构成了独特的风貌。经济上好的中国人过上了半俄国化的奢华生活，甚至娶俄国女人做妻子。道里、秦家岗（南岗——笔者注）的街道都有俄文名字。一次，瞿秋白在路边唤醒一位正在睡觉的马车夫，让他拨马送自己回下榻的寓所，不想这位马车夫竟不知这个中国名字的街道，在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后终于按俄语街名找到了福顺栈时，竟说：“唔，原来是这个地方，为何不早说清楚！”瞿秋白在心里说：你在中国的地面上赶车却不知道中国街道的名字，真是怪事情！
瞿秋白在观察中发现哈尔滨的文化发展还比较落后。学校不多且规模很小，报馆更是寥寥无几，其中只有《国际协报》是比较好的，其主笔张复生说：“哈尔滨总共识字的人就不多。”在书店里买不到一部整本的《庄子》，新书新刊也是少到极点了。不仅哈尔滨文化如此，“满洲三省文化程度几等于零”。（据史料考证当时的哈尔滨的文化已有一定的发展，瞿秋白因为在哈尔滨的时间比较短，并活动在以俄国文化占主流的道里，对哈尔滨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没有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考察，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当时哈尔滨的文化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比较确实还是落后的。）
文化的落后制约经济的发展，导致民众的贫穷。瞿秋白看到中国大部分的劳动者目不识丁，过的是纯粹北方式的贫穷生活，许多人只好拉洋车出苦力，以极低的经济收入养家糊口。他们住在“道外这种远僻街巷，沿松花江边，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猪”。而这座新兴城市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队伍的形成，始于俄国人在1898年建设的中东铁路临时总工厂（后来的哈尔滨铁路车辆厂——笔者注）。他们集中住在道里临江的“三十六棚”一带，受着俄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过着贫苦穷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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