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朗
一是，陈赓1932年没有到过哈尔滨，更无赴苏联之事。陈赓于1931年10月初奉令进入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红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担任红十二师师长，率部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第三、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9月，调任红4方面军参谋长，在新集西北的扶山寨（据红四方面军战史的记载，许多著述写为“胡山寨”）战斗中右腿负伤。10月在红4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转移途中，于豫南地区离队前往上海治伤。11月，到上海进入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直至1933年3月基本痊愈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对此，1944年5月29日陈赓写的自传说得很清楚：“1931年，复派入鄂豫皖苏区，任红军12师师长转战鄂豫皖间，未尝一挫。红军突围入蜀途中，复负重伤，遂又只身潜入上海就医。医愈将归，竟而被捕”。也就是说，陈赓此次疗伤，一直在上海，并且逐渐痊愈，并没有因治疗不佳而赴苏联，也就更无途经哈尔滨之事，所以也就不会有李实“悄悄压下了康生的指令”放跑陈赓之事。
二是，下令杀陈赓的罪名太离奇。陈赓救蒋介石命之事，发生在1925年第一次东征过程中。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人士，包括后来的顽固反共分子共事，关系密切者大有人在。当时，蒋介石把他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反复表白拥护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的言论很激烈、很多，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共产党人曾大力支持他。而这些支持，成为蒋介石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如果按照陈赓救蒋介石命要杀的逻辑，则共产党内许多人包括重要领导人都在要杀之列。显然，如此“罪名”难以成立。而这样的思维不仅非常荒唐，也绝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的主张（该文章说康生密令是“代表中央”）。
三是，事件的时空颠倒。陈赓是1932年9月负伤的，这有明确的记载。但按照该文的说法，早在这年7月即陈赓受伤的两个月前，康生已经判断陈赓将要受伤并在年底要去苏联疗伤，因此在代表中央和李实谈话中向他下达了对陈赓的密杀令，这怎么可能呢？如此颠倒，岂不怪哉！
四是，退一步说，如果确有杀陈赓的决定，那也应在7月间下达给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人，而不应舍近求远，让远赴哈尔滨的李实去执行。因为就执行条件而言，鄂豫皖苏区远胜于处于秘密地下工作状态的哈尔滨。
因此可见，该说背离基本事实。可能李实有这样的回忆，但其回忆存在差错是无疑的。历史的生命在于真实，首先要求人们认真看待史料，从中分辨真假。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