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下午，继续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震林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接着他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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