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南疆的日子
1939年春，我到库、沙、拜、轮、托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地方税务局亦称总局，设在库车，管理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新和）五个县的税务工作，下设四个分局，每个分局都设总务科，税务科和稽查队。总局局长纳莫因是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人，他拉帮结伙，压制不同意见，只顾增加税收，多得奖金，不管人民死活。我上班不久，看到纳莫因给下属人员发奖金，又动员大家凑份子，给他的亲信办喜事。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为了不被孤立，也只好借钱凑了一份。事后，我向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党代表通报我党全疆工作人员，要提高对旧官场坏风气的警惕性。
我们局青年干部多，我就组织他们读《新疆日报》，借机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还组织青年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积极支持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募捐活动。带头捐钱捐物，支援抗日前线。
5月间，黄火青同志调阿克苏任行政长，路过库车，带来邓发同志送给我的学习材料和书籍。他告诉我，邓发同志已奉调回延安。接替邓发同志工作的是从苏联回国的陈潭秋同志。陈潭秋同志指示我们，盛世才进步的东西要尽量发展，反动的东西要尽量应付。我向他汇报了我来库车后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多做有益于各族人民的工作。在我远离组织和同志们，感到非常困惑的时候，黄火青代表组织给我指出了方向，使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1939年夏天，林基路同志调库车县任县长。他上任不久，就找到我，我们以党内同志的关系交流了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盛世才阴险毒辣，疑心很大，他制造了杜重远阴谋暴动案，逮捕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后来被杀害），还逮捕了许多人，包括赵丹等文化名人。他怕我党的影响扩大，触动了他在新疆土皇帝的地位，对我党来疆人员的工作，采取了监视、限制和刁难，并频繁调动工作，我们要提高警惕。从此，我们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包括他的爱人陈茵素同志），这是库车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定期一起学习，分析形势，研究工作。经过一个阶段地了解，我觉得林基路同志思想活跃，工作热情，有主见，观点鲜明，又平易近人。我们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工作了两年的时间。
我到库车税务局工作后，发现税务局征收商业税心中无数，各行各业有多少户，一月一季能收多少税额，谁也说不上来，我组织税务人员对库车工商业户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分行业进行登记和审议，摸清了税源，堵住了偷税漏税业户，使工商税收工作走上了正轨。
毛泽民同志主持新疆财政工作时，废除了新疆五花八门的旧币，发行了新币。我们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并加强了市场管理，严防哄抬物价。毛泽民任财政厅长后，电令各地验契查田，清理田赋，林基路同志十分重视，亲自挂帅成立验契查田委员会。我组织了一批青年骨干下到农牧民村寨，采取自报公议，丈量的方法，逐户清查，经半年的艰苦细致地工作，查清了全县农牧户占有的土地和牲畜数，查出了不少巴依和地主隐瞒漏报的土地。通过这次清查，政府掌握了地亩数和牲畜数，使农牧民的负担更加合理，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赞，税收也增加了。
1942年元月，我调焉耆区财政局任副局长，这里比库车复杂。来这里工作不久，社会上就传说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被刺杀了。我不知道情况的真伪，又无法打听，只是感觉形势有些紧张，在南疆工作的同志一个个陆续被调回迪化，曹建培同志回迪化时，公安局还检查了他的行李。焉耆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说：“最近有反政府言论，你听到了没有?”我说：“我也是政府官员，谁敢给我说呢?”他说：“你以后听到要及时报告。”接着，在全县搜查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并追查来源，我把这些书报清理出来点了炉子。我也发现，我屋外常有人坐着，外出身后总有尾巴，我觉得有人在暗中盯梢，真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工作不干了，一走了之。可是旅途茫茫，关卡重重，万一被追回来，自己说不清楚，还会给组织带来麻烦。思来想去，觉得应回迪化找组织、找同志们去，就是杀头坐牢，也不能分离，死也要死在一起。下定了决心，我就给盛世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因身体不好，请求回迪化治病。信发出去后，等了3个月，财政厅通知我可以回迪化治病，我雇好车，收拾好行李刚要动身，县政府的周秘书说要去迪化办事，搭我的车走，一路上跟着我，我知道他是专门派来监视我的。
从焉耆到迪化，走了八、九天才到，当晚住在南门外车马店里，第二天，我去财政厅报到，见到厅长彭吉元，彭厅长让我到督办公署去报到。我到督办公署传达室，一个校级副官接待了我，问清姓名和来由后，他进去请示，一会回来说：“盛督办有事，让你回去休息。”把我安排在第七招待所住下。我想打听同志们的消息，借去医院看病的机会去邓发、毛泽民同志住过的地方，见关着门，我又不敢贸然进去。又打听过其他同志的消息均一无所获。
1943年7月的一天，来了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问清我的姓名后，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上汽车，拉到西河坝，从此，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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