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找到《沉思中的周恩来》的拍摄者
梳理和精选采访记录的过程，让周尔均再度忆起为拍摄《百年恩来》与妻子邓在军走遍世界各地的那三年。辛苦，换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俄罗斯，他们拿到了周恩来当年在共产国际用俄文填写的履历表和蔡畅为共产国际写的周恩来旁证材料等首次问世的史料，“俄罗斯人告诉我们，这是仅仅提供给亲属的”。
在法国巴黎，他们几经周折，打听到《沉思中的周恩来》的拍摄者是意大利摄影家焦尔乔·洛迪。取得联系后，住在米兰的洛迪主动赶往巴黎会合，并郑重地向周尔均夫妇赠送了自己签名的原版照片，不仅贴上专门印花，还用意大利文题词“百年恩来，一位世界伟人”。“这恐怕是国内唯一的原版照片了。”周尔均告诉记者。
书中记录了洛迪当天讲述的拍摄经过：1973年1月，他跟随意大利外长梅迪奇访华，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周恩来。排在队伍中间等候时，他想：我怎样才能向周总理提出拍摄要求并得到同意呢？显然不能站在队伍的中间。于是他编了一个借口，谎称忘带相机，走到了队伍末端，排到最后一个。
当周恩来与他握手时，他用法语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谎……因为这是唯一的机会能为您拍一张照片，我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机会、再也不可能有像今天这么好的运气给您拍照了。”
周恩来看了看他说：“满头白发的人也会说谎吗？”他接着又笑了，说：“面对一个满头白发的人，我总是愿意的。”说着，周恩来走近沙发，坐了下来。
这张照片后来的发行量超过9000万张，邓颖超评价说这是周恩来最好的照片之一。有一次，邓颖超同周尔均夫妇合影时，指着墙上洛迪拍摄的这幅照片说：“我喜欢这张照片，平时我休息，常常就坐在照片正面的沙发上。”
“七妈”邓颖超说：“你们俩不错，从来都靠自己努力”
除了这些来之不易的史料和亲述，书中还收录了包括周尔均在内的亲属对周恩来的回忆。
周尔均第一次见到 “七伯”（按周家的大排行，周恩来排老七）时，已是14岁的少年。
抗战期间，周尔均的父亲周恩霔跟随胞兄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任秘书，随后又到苏鲁皖解放区工作。家中生计无着，周恩霔的妻子带着孩子到江苏高邮外祖父家寄居。
1946年夏天，周尔均初中毕业，没钱升学，听说七伯七妈为国共谈判来到上海，便和哥哥千方百计找到马思南路（今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周恩来和邓颖超听秘书陈家康禀报他俩来了，马上从楼上下来，十分高兴地询问家里的情况。得知他俩从苏北走路、坐船过来，一路缺吃少穿，脸上还长了疮，七妈心疼地说，你们受苦了。细心的七妈还亲自给周尔均擦上了药膏，没几天伤口就痊愈了。
得知周尔均想跟着他们去延安干革命，周恩来、邓颖超并没有马上回应，经过认真考虑，最后决定给了他一些费用，要他在上海念完高中。后来他参加了第二野战军。
“后来我也想过，如果当时能早3年参加革命，会对自己的成长更有利。”不过周尔均明白，这位七伯是绝不会给亲属提供任何便利的。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跟亲属们打招呼，这段时间不要去西花厅了。邓颖超又特地与侄儿、侄女约法三章：一、不论公事私事，不能托他们办；二、运动中要学会游泳，自己对自己负责；三、不要参加这个派那个派。
就这样，“文革”10年，曾多次应邀陪伴七伯七妈散步聊天的周尔均夫妇，没再进过中南海，只有少数几次在公开场合见到七伯七妈，直到周恩来逝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会面中，邓颖超对周尔均夫妇说：“你们俩不错，从来都靠自己努力，没有打着我们的名义干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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