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之后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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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六十三岁

9月15日下午二时，中共八大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 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9月18日下午六时，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米高扬等人。双方就两党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并准备共同帮助兄弟党解决党内矛盾、增强团结的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 对党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我们说，犯了错误，还是要给他工作做，还是要给他饭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米高扬说：您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来中国时，就曾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毛泽东说： 当国内只有一个党的时候，更应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

同日晚十时，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崔庸健等， 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王稼祥、李克农在座。毛泽东就党内团结问题，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意见。他说：党内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应该允许那些少数同志保留他们不同的意见。

9月22日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谈到斯大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斯大林的错误， 有它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但主要应从主观认识上找根源。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仍找对象，大批抓人杀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 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到另一个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还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确的，三分是错误的，也许还比三分少些， 只有一分到二分。看历史问题是要时间，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又说：精神方面的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党开始时用粗暴方法来处理陈独秀、李立三的问题，结果出现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线， 这就教育了我们，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斯大林这个问题不是一年、两年能够解决的。

9月23日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刘少奇、王稼祥、刘宁一在座。在讲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 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说：我们胜利只有七年。我们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百分之十了。由于没有那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

9月27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共八大闭幕会议。会议选举候补中央委员；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批准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政治报告；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陈云致闭幕词。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决议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政治报告决议中，紧接这句话之后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后一句话是在大会闭幕会开会前由陈伯达、胡乔木加上去的。送毛泽东审定时， 距大会开会已不到一小时。不久，毛泽东对这后一句话提出异议，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同日下午四时半，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成员。在讲到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指1956 年6 月波兰波兹南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编者注）时，毛泽东说： 就是一万年以后，人类还会有矛盾。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那时，社会上还有善恶， 无恶即无善；社会上还有美丑，无丑即无美。那时，还有真理，也有谬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

11月1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 听取八届二中全会各组组长汇报讨论情况，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据几次会议讨论的情况，毛泽东作了发言。其中谈到： 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11月15日出席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作总结性讲话谈到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时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 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 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民主是一个方法， 看用在谁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它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 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真正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

11月30日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胡乔木开会。会议中间，和刘、陈、邓、张、王一起会见尤金。毛泽东就朝鲜问题、铁托普拉演说问题和周恩来访苏问题，同尤金进行交谈。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各国有各国不同的面貌和特点，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办法来解决各自的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差别。只讲差别，不讲共同性，铁托的演说就是如此。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现代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当然，在这期间也有些缺点， 专政过火了。斯大林并未破坏全部法制，他只破坏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坏，刑法破坏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坏，宪法破坏了一小部分，刑事诉讼法破坏了一部分。苏联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内务部。斯大林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我们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甚至帝国主义国家，都提议要共同缓和紧张局势，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就不能缓和紧张局势呢？我们可以用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在解决内部问题方面，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应当区分敌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专政都是上层建筑，它们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基础服务的，是基础的工具。

12月2日晚十时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讨论胡乔木等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一文初稿。毛泽东提出：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四月间写的文章相衔接，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世界。接着，他提出了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

12月4日致信黄炎培。信中说：“你们的会议（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 年10 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11 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12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各省市代表团负责人座谈，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说：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 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 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 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摸熟了， 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我们叫人民政府， 你们有话尽可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还说： 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 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根本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现在我们年产只有四百万吨钢，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我们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 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全文共两万字，前面一个引言，末尾一个结束语，中间四个部分分别论述由苏共二十大关于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重大问题：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基本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据毛泽东多次修改意见形成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 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 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 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 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