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善钦
2001年张学良逝世，2003年宋美龄逝世，随着这些最后的当事者的离去，近年来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受到较多关注。在此前后史料的批露、史实的分析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诸方面都有所突破，而因为史料掌握、研究视角的差异等，也形成了不少争论。从整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中共是否事先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主旨就是要逼蒋联共抗日。因此，西安事变与中共的利害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关注一个问题，即中共与西安事变发动的关系。普遍流行的看法是，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不知情。对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之前与张、杨的接触，学术界基本认为，周恩来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转变有很大的促动作用。1996年，《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出版，其中提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克农首先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这就直接否认了中共中央在接到张学良电报后才知情的观点。当时，中共在西安有着较为发达的地下党系统，如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等，对推动西安形势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据此，有学者提出：“从西安地下党完善的情报系统、优良的通讯设备和大批情报骨干云集西安的情况看，那种认为中共中央在12日白天并不了解事变真相，要到13日才了解事变详情的观点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孙果达：《西安事变的几个待解之谜》，《北京日报》2009年12月14日）有学者还进一步指出：“在西安事变发动之前，中共中央，至少是其主要领导人（毛、周等），已经知道张学良有了举行扣蒋政变的打算，但他们并不赞同。”（毕万闻：《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如果中共提前知晓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即中共是否参与。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说：“西安事变突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也有学者认为：陈立夫的回忆有误，当时周恩来是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明中共提前知晓西安事变的发动，但能肯定的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就做出了一系列的应对。综合当时的电报来看，中共中央当天分别向正在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地的各兵团发出电报，对国共谈判工作、军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并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应对西安事变的计划。从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中共的主要意图是要审判蒋介石，并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组织抗日联军，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谁先提出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共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过程，并非一开始就确定了“放蒋”的方针，反而是一度有“除蒋”的打算。现在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谁先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多关于西安事变的论著都不同程度地叙述了周恩来1936年12月17日到西安后，当面向张学良分析事变存在更好和更坏两种前途，力主释放蒋介石，并拥护其当全国抗日领袖，争取好的前途。还有学者评价：周恩来提出的“保蒋安全”策略抓住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中央当即接受了这一意见，从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导方针（潘利红：《周恩来与西安事变》，《学术研究》1998年第2期）。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周恩来作为中央代表，虽可根据形势相机行事，但不可能在重大问题上置中央的既定决策于不顾。周恩来在寻求和平解决事变的具体方案上同样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叶扬兵：《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与张学良西安会谈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上还有一种争论，即中共中央在12月20日之前是否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电报。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有几封往来电报提及此事，如12月17日，毛泽东回复张学良对于苏联态度的询问：“我们对远方（指共产国际——笔者注）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1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16日的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告知共产国际的来电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大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中央在此前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电报原理、机要纪律、政治常识还是当时的具体做法，都不支持共产国际16日来电“完全译不出”的说法，但也不能夸大共产国际16日来电的作用，中共中央的政策转变是在多方博弈中力争利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陆旸、孙果达：《西安事变共产国际的16日来电考》，《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笔者认为，对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转变，不能仅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报来解读，还要更多地从中央对当时形势判断的变化来解读。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而实际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原来设想审判蒋介石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根本不具备，严重的内战威胁摆在面前。要阻止这种严峻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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