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祁
一
长征前夕，王泉媛在邓颖超的领导下参加了扩红工作，并第一次认识了中央扩红工作队队长王首道。
长征开始的时候，组织上有规定，女红军没有谈恋爱的不准谈恋爱；长征出发前谈了恋爱的，不准结婚；结了婚的，不准怀孕生育。当1935年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贵州边陲古城遵义时，部队暂时解除了夫妻不能同住一室的规定，女红军又能和丈夫在一起了，她们似乎找到了在红都瑞金的感觉。
这时，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党中央作出部署，在积极筹备“遵义会议”召开的同时，抽调一部分同志组成地方工作团做群众工作，负责人为王首道，王泉媛也被临时抽调上来。这样，王泉媛和王首道在一个部门工作，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地方工作团虽然是临时组织，可这里的大部分成员王泉媛并不陌生，一起共事的蔡畅和金维映既是大姐又是校友，大家能调到一起工作确实很有缘分。
忙完工作后的一天晚上，被王泉媛唤作阿金姐的金维映突然来到王泉媛的住处，随同一起来的还有蔡畅大姐。“泉妹子，这些天看你眼睛红红的，好像是有心事，能说给我们听听吗？”两位大姐说明来意。
王泉媛给两位大姐讲了自己苦难的身世、童养媳的生涯、丈夫暴病死亡的不幸、无家可归的后顾之忧等，话到伤心处，两位大姐不由自主地陪她一起流下了同情的心酸泪。
蔡畅大姐语重心长地开导她：“泉妹子，你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振作起来。你的婚姻是封建制度给你的枷锁，丈夫死了，这是你的不幸，可你有重新选择的权利，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金维映故意卖了一个关子，没有立即揭穿谜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倒想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心直口快的蔡大姐揭穿了谜底：“阿金，你别再摆迷魂阵了，我替她说吧。这个人就是王首道。”“过去，我们不了解你的身世，也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对你关心不够。如果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给你做主了。”
两位大姐是认真的，可王泉媛却毫无思想准备。
在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王泉媛接到“紧急通知”，到顶头上司王首道的住地开会，没想到，这次会议的主题竟是自己的婚姻大事。
会议由蔡大姐和金大姐主持。“今天的会不讨论工作大事，只研究你们俩的个人大事，我们事先已经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不反对就是同意。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没有时间享受花前月下的浪漫爱情，可我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也需要爱情……我俩商量过，原想给你们择个良辰吉日，好好庆贺一番，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只能选择今天，因为明天部队就要出发。你们就珍惜这不可错过又不可多得的幸福时光吧。”
简单的“会议”结束了，两位大姐走了，王泉媛突然孩子似的哭了。
革命者的结合就是这么简单，简单到连一个必要的仪式都没有，连一个定情的信物都没有。
这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的夜晚。俩人不近不远地坐着，一直保持着“理智”的距离。王首道突然想到了什么，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件用红绸子包裹的物件，一层层地打开，原来是一把乌黑锃亮的小手枪。
王首道来到王泉媛面前，仔细地看了一眼那张漂亮的脸问：“喜欢吗？送你的。”
王泉媛受宠若惊：“谢谢首长！”
王首道说：“能不能改个称呼啊，咱们已经是夫妻了，这样叫起来多别扭啊。”
王泉媛问：“怎么个改法啊，我还没有想过，听你的。”
王首道说：“我也没有想好，随你的便吧，只要不叫首长就行了。”
王泉媛回答：“是，首长。”
王首道说：“这把小手枪是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还有八发子弹，就算是我们的定情物吧。听说你的枪法很不错，想来你一定喜欢，就收下吧。”
王泉媛含情脉脉地表达了心意：“可我没有什么送你啊？我们老家有个习俗，新娘要给新郎送上一双亲手做的千层底的布鞋，穿上这双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会回到亲人的身边来……”
王首道：“就是不穿你做的千层底，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暂时离开了，最终还是要回到你身边来。”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从遵义开拔的前一夜，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在一起真的只有一个夜晚，第二天两人就匆匆分手，各回各的单位，不得不跟随大部队撤出遵义城。
部队出发前，王泉媛那不争气的眼泪再一次涌出眼眶。
王首道安慰王泉媛：“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多保重！”
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部队刚刚安营扎寨，先一步到达的王首道得到消息后，派通讯员接王泉媛到他的住地见面。王泉媛喜出望外，她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王首道和王泉媛在短短一夜的恩爱后，马上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分开了。见亦难，别亦难。天亮了，王首道又把王泉媛送回干部休养连驻地。行军路上，两个人虽然能时常碰面，却无法同居。翻过大雪山后，前面是连绵不绝的草地，王首道跟随大部队走了。没想到，这一面几乎成了他们的诀别！
长征路上结婚，王泉媛和王首道是破例的一对。当年王泉媛只有22岁，活泼大方，工作能力又强，很是招人喜欢。他们的不平凡在于，他们的婚姻是一段始于长征、终于长征，仅有两日情缘的婚姻。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的机会，好心大姐们极力撮合的好事，让她饱受几十年的相思之苦，可以说是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思念。王泉媛这位从赣江之畔冒死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女战士，说不清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王首道的影子总是在她眼前晃动，使她禁不住回想起两个人短暂相处的时光。可是最后，两人分别又组织了各自的家庭……
那么，究竟是怎么样的原因使得这一对夫妻从此天各一方了呢？
原来，1937年3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经过40多天血战后，损失惨重，西路军总指挥部、九军、三十军和由王泉媛任团长的妇女独立团被围。最终，王泉媛被马匪捉去。历经周折，王泉媛逃了出去，一路乞讨寻找部队。
1939年3月的一天，王泉媛手拄拐杖，终于来到兰州“第十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她轻轻地敲开了“办事处接待室”的门。那个在长征路上几次向王泉媛求婚都遭到拒绝的人冷漠地接待了她。他说：“你们走了三年了，说回来就回来，没那么容易。”语气很生硬，也很坚决。
1939年夏，她第二次找“八办”时，“八办”没有了，从西路军一同逃出来的姐妹告诉她，说有人说，王泉媛在“八办”发了誓不再当红军，并在“八办”留了封信给王首道，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见他了。王泉媛心中感到一阵悲哀，绝望之际，她只好回到了江西泰和老家。途中，为了活命，她不得不与一个叫万玲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曾答应把她护送回家，可是他却在中途跑了，又找了别的女人。
1942年7月，当王泉媛衣衫褴褛、腿脚溃烂地回到老家时，家里人都不敢相认。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当地人都不知道她曾经是红军女团长。后来，王泉媛嫁给了一个叫刘高华的革命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
1982年夏季的一天，王泉媛来到北京，这一次，她是来请康克清大姐作证的，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顺道，她也想来看看几十年来常常会日思夜想的“他”。
在中国妇女联合会，王首道向她走来了。远远望去，他高挑的个子，依然很瘦，灰白头发和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浑然一体。
“泉媛同志，你好吗？”王首道上前伸出了手。王泉媛迎过来，紧紧握住了曾经是她丈夫和战友的男人的双手，心里翻腾起酸甜苦辣，眼泪一下就蒙住了视线。快半个世纪了，没想到还能见一面！仅这一面，她盼了足足46年啊！两河口那座小木屋，在她的心中长成了一棵树、一座碑，成为她永恒的思念。
王首道从许多老战友那里已听说了王泉媛的遭遇，心中潮涌浪翻，才问了一个“好”字，便什么也说不下去了。
她盼望能见到他，她心里一直存着一个疑问，这疑问自从她被兰州“八办”拒绝后，就像铁钉一样钉在了她的心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王泉媛再也忍不住了，说：“有人说我在‘八办‘给你留了封信。”
王首道吃了一惊：“我不知道这封信的事，我在延安等了你三年，见你没有回来，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他捂住脸说不下去了，眼泪从他的手缝里渗了出来。
这一次会面是短暂的，但了却了王泉媛半个世纪的心愿。
1994年，王泉媛到北京，她再一次见到了病中的王首道。“首道，我来看你来了！”王泉媛笑着走了进来，眼里闪动着泪花。为了这次相会，王首道交待工作人员，不许外人在场。两人又相见了，一股幸福感涌上王泉媛心头。那天，她专门到王府井百货商店买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
相互问候了一遍后，王泉媛从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取出一双手工做的千层底黑布鞋，郑重地把它交到了王首道手上。王首道双手颤抖着接过布鞋，浑浊的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说：“你没有忘记遵义时的诺言！”两位老人颤抖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有多少知心话要互相倾诉啊。整整60年了，60年的等待太久太久，60年的风雨太多太多。王泉媛喃喃地说：“60年了，我说的话终于兑现了！”
两位老人走到一起，王首道挽起王泉媛的胳膊。
站在他们身边的女儿王维斌，为两位老人拍下了这张他们有生以来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合影。
1996年9月24日晚，王首道逝世。住在江西省泰和县城老干部住宅区的王泉媛得到了这一消息，她几乎晕厥过去。
王泉媛再一次病倒了。躺在床上，半个世纪来的风雨坎坷和生生死死，又一幕幕地重现在她的眼前。手捧珍藏了两年的合影照片，王泉媛终日以泪洗面，“首道，你答应过走再远也会回到我身边的，可你没做到。你这一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面了！……”悲凉的哭声，诉说着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也将人们的思绪带进了那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年代。
2009年4月6日，《井冈山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长征老干部、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同志因患脑血栓、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4月5日在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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