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刚正人生

紧急闯宫论战略

1950年国庆节前后，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一方面集中精力筹划着大西北的建设，另一方面也时刻关注着朝鲜战争的局势。早在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不久，他就让军事秘书杨凤安上书店买来一幅朝鲜地图，挂在卧室兼办公室的墙上，并且每天向杨秘书询问朝鲜战场近况，用铅笔标在图上。尤其是得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北犯，朝鲜半岛的局势发生了急剧逆转，更是坐卧不安。

10月4日上午，一架苏制伊尔-14型运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两个人，一下飞机就乘汽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彭德怀正在这里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见北京来人，请他火速进京开会，连忙说：“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不是参加原先通知的汇报会？”来人回答：“我们也不清楚，周总理交待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北京，一分钟也不能停留，还要严格保密。”于是，他没有来得及回家向夫人浦安修道个别，便和随行秘书一起，收拾了一摞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和调查报告，匆匆登机出发。

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出来迎接彭德怀，边握手边解释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下午3时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来得正好，美军已越过三八线，现在政治局正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彭德怀由于来京之前集中思考的是如何开发大西北的经济建设问题，对中央召开军事问题的紧急会议没有思想准备，所以只是侧耳静听不同主张的发言。毛泽东最后说：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当天晚上，彭德怀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又坐到地毯上，反复思考着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的那些话，最终决定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单独面谈，告诉他中央书记处关于出兵援朝的意见，同时说明原来准备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赞成这项决策，加上过分看重自己的常胜经历，害怕战败，藉口有病不能受命。因此，“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吧？”彭德怀爽快地回答：“要说思想准备么？确实一点也没有，但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还不服老呦。”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是否出兵援朝问题，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彭德怀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输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胜利晚胜利几年。可是，如果让美军摆在鸭绿江边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听了彭德怀的慷慨陈词，周恩来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毛泽东最后宣布：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等同志商量了一下，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我们也和彭德怀同志说了，他慨然允诺。好吧，德怀同志，我感谢你，中国人民感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向北进攻，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兵分多路向中朝边境加速推进。当天晚间，彭德怀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共分三路悄悄地渡过鸭绿江，开始了英勇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了便于彭德怀指挥战斗，保证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或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去了大量有关作战部署的电报，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这样的语句，给予彭德怀极大的信任和自主处置权。彭德怀则是积极领会中央的战略意图，同时充分发挥自己因时因地作战的能力，接连取得了三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把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攻占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和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

1951年初，美国为了挽救接连失败的局势，急忙从欧洲及其本土和日本抽调兵力补充朝鲜前线，从1月25日起发动反攻，以夺回汉城为主攻方向。对此，毛泽东于1月28日指示彭德怀立即发动第四次战役，向南打下去。在他看来，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战役之初，志愿军集中五个军进行反击，歼敌2.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李承晚的部队，小部分是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混合部队，美军只损失1个多营。从志愿军方面来看也有较大伤亡，再加上前三次战役已经减员近10万人（占入朝作战部队1/4），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长达500公里，4/5没有空军掩护，粮食弹药早已发生严重困难，士兵疲惫不堪。从国内前来轮换的部队还远在鸭绿江边。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继续向南打下去？能不能一下子把美国侵略军赶下海？彭德怀产生了不同的思考。他心急如焚，深感战场的情况用电报难以说清，于是决定赶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彭德怀于2月20日晚乘吉普车踏上归途，经安东时换乘中央军委派来的专机，21日午后刚降落北京西郊机场，就急忙乘车直奔中南海。不巧，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郊静明园，彭德怀又要司机折返西郊。当他火急火燎地进入静明园时，毛泽东正在睡午觉，秘书和警卫人员劝彭德怀等一等。他面色严肃地大声说道：“我有急事向毛主席汇报！”随即推门进入。毛泽东事先收到了彭德怀要回北京的电报，刚才又听到他的大嗓门，立即起床边穿衣服边打趣说：“只有你老彭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接着又问有没有吃午饭：“你老不吃饭，我就不听汇报。”

彭德怀只好“奉命”到食堂匆匆吃了几口，立即返回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朝鲜战场的现实情况，强调说明从实际出发不可能取得速胜。他说：我军现在是出国作战，与在国内作战突出的不同之处有五：（1）兵员补充不能取之于敌。抓到的敌人俘虏不能补充自己，也不能就地动员朝鲜青年参加志愿军。志愿军伤亡很大，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战斗力也就越来越消弱。（2）敌机轰炸，道路和车辆毁坏严重，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即使缴获了敌人的装备，因缺乏技术人员，不能使用，几乎全部被敌机炸毁。（3）部队越过三八线作战，正是严冬季节，朝鲜半岛东西两面是海，寒风袭人，东线更冷，战士衣服单薄，有的连鞋袜都没有，大量生病和冻伤。（4）几十万志愿军得不到充足的粮食供应，更得不到新鲜蔬菜，经常发生断炊现象，指战员靠的是一把炒面、一把雪坚持作战，营养不良，体力下降，许多人得了夜盲症，严重影响作战行动。（5）我们现在一无空军掩护，二无足够的高射火炮，运输车辆大部分被中途炸毁。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一个多月共损失汽车780多辆，真正能够送到前线的物资粮食为数很少。我们如不能有效地保障后方的交通运输，是无法坚持长期作战的。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略作沉思即明确表态：“中央对志愿军在朝鲜前线的困难处境很关心，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胜。”这就表明毛泽东开始改变最初确定的“迅速消灭敌军，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的战略方针。彭德怀在后来追述这次谈论时写道：“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的精神，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中央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26日，两人进一步商讨在朝鲜作战的方针性问题。随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勤供应问题作出重要决定：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这样既可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又可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开赴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国内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炸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献购买飞机大炮。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彭德怀重返朝鲜战场后，依照毛泽东授予的机动处置权以及同周恩来商定的新的作战方针，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指挥中朝联军成功地阻止了“联合国军”的进攻，歼敌7.8万人，取得了第四次战役的胜利，双方对峙的区域又回到了三八线附近。从4月22日起又发动第五次战役，扬长避短，积小胜为大胜，一共歼敌8.2万人，迫使“联合国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积极谋求停战谈判。

不顾阻挠讲实情

从1958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党在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作了新的尝试。5月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17日至30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工作，以及财贸、教育等一系列问题，相应地制定了40个文件。会议对国民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

北戴河会议后，各行各业齐动员，很快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高征购等泛滥成灾，不仅“以钢为纲”导致工业生产全面紧张，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且农村中发生了隐瞒产量、分散财产、砍伐树木、宰杀牲畜等不正常现象。这种情况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并分赴各地调查研究。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从1958年10月15日至11月8日，在视察西北地区军队工作的同时，也考察了地方上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天晚上，敦煌县委副书记刘孟普向他介绍情况说：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贫民最积极，乐意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给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被迫，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愿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些，彭德怀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同年12月15日至29日，彭德怀又到湖南、江西、安徽等地进行调查。16日，他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下，来到湘潭县乌石大队彭家围子所在的卫国人民公社。当晚没有住招待所，而是住进了自己的旧居，乡亲们都来看望。在连夜召开的公社和大队干部座谈会上，当有人谈到今年粮食大丰收，吴公塘生产队亩产过千斤时，他没有轻信。而是立即同干部们步行来几里外的吴公塘田边，打着手电筒，蹲下身去拔起一兜禾茬，亲自数着有多少株稻秆，每个穗上大约有多少颗稻谷，细心推算着每亩地的产量，然后对陪同的干部说：“我最近看过不少地方，有的讲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吹得很厉害。老实说，我是有怀疑的。我们当干部的，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第二天，彭德怀又去看了公社炼铁厂，公社干部告诉他出了640多吨铁。事后，他跟公社干部算了算账：为了炼那么一点铁，集中公社、大队的全部劳力和原材料，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拆毁了社员许多住房，砍了大片山林；为了搜集原料，不惜把社员的农具和做饭用的铁锅都砸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啊！彭德怀通过对家乡的考察，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增加了更大的疑虑。他对干部和社员说：“过去技术落后，民间需要制造农具才用这种小土炉炼铁。现在大规模炼铁也这样搞，看来不是好办法。”

接着，彭德怀和周小舟来到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随后又去自己30年前举行武装起义的平江县考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有一位当年负伤致残的老红军战士，看到老领导回来非常激动，从人群中挤过来悄悄塞给他一条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彭德怀看后更加感到问题严重，事后在笔记本上写道：“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下决心要在党的会议上反映实情和民意。

在彭德怀接连西行、南下调查的前后，毛泽东也去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进行调研。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了32年的故乡韶山，看到父老乡亲依旧是麻衣粗布，一脸菜色，心情十分沉重。在干部和社员的座谈会上，又听到了纷纷反映基层干部瞎指挥、强迫征粮、打人骂人等问题。有人还特地批评公社化运动中取消家庭的荒唐做法，直言不讳地说：“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

为了纠正已经觉察的错误，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开了6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着手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制止“共产风”的泛滥。强调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历史阶级的界限，以及集体与全民两种公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级还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且必须下放权力，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与生产队三级所有、三级核算的体制，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是纠正高指标的歪风。降低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一再提出计划要留有余地。以上两方面的纠错，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未能从根本上触及经济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

1959年春，为了检查和讨论人民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题，确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于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把在湘潭县乌石大队、韶山公社和平江县等地调查发现的问题做了详细汇报，严肃地指出：大家不要以为我的话说重了，过火了，“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并且强调：错的东西光在会上说说不行，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其结果不光是影响到军队无法落实战备训练，更严重的是影响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到那时候，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

毛泽东听了彭德怀这番刺耳的发言，深深地感到不安。一方面，他意识到由于“头脑发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了不少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三面红旗，没有错，必须坚持，不容否定。于是，他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辩驳，针锋相对地指出：一些同志所说的问题，我看仅仅是枝节问题 ，仅仅是底下同志贯彻不力的问题。又直呼其名地阻止说：“德怀同志，你总是管军队的嘛，不应该干涉那么多。干涉太多，别的同志怎么看？怎么干嘛？工农业、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像你所说的那样去解决。过去有个杞人忧天倾，我看，现在你是要来个‘武人忧人倾’啦！……”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话，感到难以接受，但努力克制着没有进行争辩，以免影响领袖的威望。毛泽东则进一步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强调全党“要服从领导”。

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亲自动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3600多字的信，共分两个部分：“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他说：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农副业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在这个大前提下，信中也指出1958年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缺点。信中同样肯定人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同时也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全民炼钢铁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这是“有得有失”。“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信中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接着陈述了自己对1958年发生“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批评大跃进的速度“太快了”、人民公社“办早了”，并尖锐地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的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批评了“在有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的错误观点。在结尾他还特地说明“这是写给你作参考”的。

然而，毛泽东却错误地判定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向党进攻，是冲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来的。会议讨论过程中，许多同志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是，也有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不少同志赞同信中的观点。

毛泽东在沉默和观察了几天之后，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严厉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致使会议形势大变，原先的纠“左”急剧转变为反“右”。从此，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且从现实的“错误”到算他的历史“旧账”，还追查他的所谓“里通外国”的背景，同时还把与彭德怀同样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并作为“反党集团”来斗争。8月16日，在庐山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又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会后，立即在全党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给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多方面的惨痛恶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把相当数量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的同志错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经济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高指标等“左”倾错误更加严重地发展起来，并延续了更长的时间。在理论上，“反右倾”斗争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由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这个野心家阴谋家投机钻营提供了条件。

庐山会议错误转向，还有深刻的社会主义历史根源：一是在坚持“三面红旗”伟大正确的前提下来纠“左”，必然会把触及指导思想的尖锐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来反击。二是把彭德怀的善意批评与国际上的反华活动牵强附会扯在一起，从而错误地当作“里通外国”的政治事件来对待。三是多年来的个人崇拜，使党内“一言堂”、“一边倒”的歪风盛行，致使把正常的不同意见当作反党活动来反对。这些付出了沉痛代价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和牢记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