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写的东西很多，其写作风格大都是“既恣肆雄辩，酣畅挥洒，阳刚豪放，同时又讲究行文技巧，既有桐城派的简切博雅，又有《文选》的华丽文采，无论是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无论是精巧工对，还是散乱出之都有一股逼人气势”，表现出特有的写作文风，即：没有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写，没有充分的调查不写，不酝酿成熟不写；真正动起笔来以后，一般不再参考任何资料，一气呵成写出初稿，再反复修改，写成的东西不拘一格。
一、写前充分酝酿
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写文章之前，一是读相关书，二是找相关人座谈，从不自己坐在屋里“胡思乱想”。
（一）读相关的书
准备写什么东西，就收集什么书。1929年，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的同时，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①他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李立三写了一封信，说：“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②。毛泽东后来写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的纲领性文件。
正在写什么东西，就阅读什么书。1936年3月2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并且作出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③毛泽东对这项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12月，毛泽东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还提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小册子，他说：“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①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起草好宪法，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列了阅读书目，有十种：“（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②毛泽东对这些书目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在毛泽东主持下，历时2个月，形成初稿。195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为打牢写作基础，长期研究哲学。历史上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给予毛泽东以极深的印象。他后来提到这场争论时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报道过：“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毛泽东在陕北和延安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有十几种，除马恩列斯的以外，还有苏联和中国学者的。其中对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文字最多。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在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近12000字的批注，并从头至尾作了圈点和勾画。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条有1000多字。后来，在1941年，又在这本书的第四版上作了一些批注。批注都用隽秀的行草字体。有对原著的扼要而精辟的概述、简明的赞同评语，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引申，特别是有许多联系中国实际所作的发挥。对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1936年版），毛泽东也作了许多批注。还有李达著《社会学大纲》、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等，也作了批注。1937年9月，还写了19页《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总共3000字。毛泽东研究理论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把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提到认识论和辩证法上来总结。他后来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对这些书目的阅读和批注，有许多就是写作《实践论》等的直接准备。
（二）找相关人座谈
毛泽东撰写党的重要文件和阐述各种观点的文章，但并不是独来独往、独断专行，而是特别注意吸收更多人的智慧。我党历史上许多经毛泽东起草的重要文件，都是毛泽东集中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写成的。
请各阶层代表座谈。1929年3月，红军打下福建长汀。长汀乃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为摸清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毛泽东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6种代表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通过调查，毛泽东初步掌握了汀州城的政治、经济、风俗习惯以及地主豪绅、资本家等各方面的情况，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他以红四军军党部名义起草的《告商人及知识分子》指出：“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①毛泽东在繁忙的战争年代能考虑城市问题，能写好这个《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与他善于座谈调查密切相关。
分若干小组座谈。比如《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然而，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军队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逐渐地影响着军队的建设和发展，焦点在于“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②的思想分歧。12月，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领导机关在上杭古田镇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起草好会议决议，毛泽东将会议所要阐述的问题，组成若干个专题分小组进行讨论，以取得更为广泛的意见。为能顺利完成各项议程，毛泽东在大会之前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进一步统一了各级党代表的思想认识。《古田会议决议》，是我们党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的形成与党中央的“九月来信”密不可分，与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在斗争实践中的创造密不可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一批共产党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多方听取意见谈。毛泽东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酝酿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想，反复地讲，直到酝酿成熟为止。这样做一方面宣传自己的观点，一方面看看别人的反应，使自己的想法更完善一些。比如，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经过一年酝酿提出的。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又多次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这个问题。11月3日提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1953年1月31日，他说：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2月1日，他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说：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商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并没有改组呀！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工业还未完成，国营商业零售逐渐扩大。从农业说，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成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虽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他不急于正式提出，他感到还需要下去作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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