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向来沉稳，且有忍耐力，为人处世，遵从“得体”二字。在1993年、1994年前后，母亲身体还非常好的时候，她每天的睡眠也就三到四个小时。白天，有各式各样的人物来访问，晚上，一拨又一拨的人等着要见母亲。那时候，我家里有两部固定电话，两个手机，基本上是不停地接。作为我爷爷的儿媳，我母亲需要面对全国和国外的许多人。一个人在有事情处理不完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急躁的情绪，但这种情绪，我从未在母亲的身上看到过，她有着非常强大的耐力。
想见母亲的人很多。有一次，景德镇的一个同志来中央党校学习，刚好同学里有军事科学院的人，景德镇的同志得知，就想请同学帮忙引荐一下，想请我母亲在纪念封上签名留念。我母亲得知，二话没说，就在送来的纪念封上签了，而且还请我父亲也签了名，落款特地写上了我父亲的苏联名字。景德镇的同志拿到后，十分满意和欣喜。这种探访，甚至母亲生病时都没有断过。做完手术后，母亲的胳膊抬不起来，有朋友一直想见我母亲，大老远慕名而来，母亲见了。朋友说想要请母亲签名，母亲笑笑说，手已经不能写字了，就合个影吧。
对待国内的朋友是这样，对待国外的来客，母亲也同样很有分寸。母亲在军事科学院对外学术联络处做副处长时，有一回，法国的一家电视台要采访母亲。采访过程是联络处安排的，但采访时旁人不能在侧。访问结束后，法国的记者用英文说，This lady is so modest。“modest”，得体的，有分寸的。母亲接受的采访很多，但被一个挑剔的法国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后，都能得到如此评价，实是难得。当说的说，不当说的不说，母亲儒雅的应对，让许多人佩服。
母亲对个人名利从来看得很淡。1979年，第一次机关定职的时候，母亲被定为副营职，而比她晚入职的一些同事，都定了正营职，在同事们看来，像我母亲这样一个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老革命”，坐过敌人的监狱，又是北京大学的老大学生，还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似乎应该得到更好的职位，更高的级别。可母亲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自己无论在什么职位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应该做好。在职位高低问题上，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从未因为这个事找过领导。在她病重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摄影家协会改选。母亲叮嘱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向组织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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