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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邵华》连载之五:研究亲人毛泽东

2013年12月18日15:0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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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岁的母亲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未来,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惶恐万状,这时有人也好心劝她:你妈妈退休了,岸青身体也不好,孩子正上学,你还是安心当个家庭主妇吧。再说,你吃不愁穿不愁,仅一个毛泽东儿媳的头衔和光环,走遍天下无难事,你就知足吧!

父亲在书房看书,母亲盯着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她边看边开始沉思默想。

忽然,她从父亲从前编译的书里得到了启示:“我的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爸爸虽然走了,但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不因此而倒退。爸爸一生创立的伟大学说、领导的伟大实践、尝试的伟大探索与日月同辉,与世长存。他坚定的理想信念、丰富的思想内涵、高超的指挥才能、强大的人格魅力、不屈的民族气节、昂扬的战斗精神,都给中华儿女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他的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的一生学用一体,创造创新……这份金灿灿沉甸甸的政治遗产,首先应该由毛家后人来继承、来学习、来研究、来实践……”

母亲眼前豁然一亮,一下子找准了自己后半生奋斗的方位:做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小学生、宣传员、辅导员,让更多的人从主席儿媳的角度,去近距离地认识生活中的毛泽东,一个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毛泽东,一个文武双全、表里如一的毛泽东……

万事开头难。母亲眼前的爷爷不仅和蔼可亲、谈笑风生,而且有一种大山高不可攀、大海深不可测的感觉。毛家人的家史,爷爷诞生的时代背景,爷爷的童年和青少年,爷爷在民国初期的活动,爷爷与五四运动,爷爷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爷爷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母亲列了一长串问题,而要回答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是一项浩瀚的工程。

爷爷的一生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母亲要寻找这部史诗的源头——爷爷怎么由一个韶山冲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成长为摇山撼岳的民族救星、翻江倒海的时代先锋、顶天立地的历史巨人!

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母亲顿时觉得自己的知识那么贫乏。仅靠零碎的生活积累和表面化的感性认识,根本无法破译爷爷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人共同创造的时代伟业的密码。爷爷在世时,母亲的确读了不少老人家的著作,也有很多的心得体会,但那大多还停留在子女对父亲的敬重与崇拜,还只是局限于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级阶段。

开弓没有回头箭。母亲与父亲构思着一个庞大的资料搜集计划,外婆也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此后,母亲就不时地往返于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凡是涉及爷爷的出版物,或借或买,都要想办法去查看。此外,母亲和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革命根据地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她还利用看望党和国家领导人、老红军、老英雄的机会,向他们汇报情况,请求指点。她还走访曾在爷爷身边工作过的卫士、医生等,了解老人家晚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慢慢地,她陆续搜集到了许多解放区、红色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民国时期的资料,包括民间手抄本以及国外有关爷爷的出版物。这些资料堆满了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而外婆和父亲又是最忠实的图书管理员,配备给外婆和父亲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也主动当起了搬运工……

母亲静下心来,一头钻进了这些宝贵的资料里。书桌上、书架上夹满了书签,偶尔发现一个新资料,她便啧啧感叹: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特别是对爷爷青少年时代的珍贵文献,她更是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专门保管在一个柜子里。而读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摞起来差不多堆成了小山。而且她读书速度越来越快,在字里行间寻找着有价值的线索。

母亲发现,爷爷小时候上私塾读的照例也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爷爷背诵“四书”、“五经”,还走火入魔似的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传》等禁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还特别喜欢指挥和操练光着屁股的“猴孩儿”和“牛魔王”。

母亲发现,1910年爷爷离开韶山之前,读过《盛世危言》那样的关于时局的书,却没有见过一张报纸,也不清楚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没人提起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韶山的闭塞和落后,社会组织的松散与迟钝,是那时候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1910年秋天,爷爷进入湘乡县东山小学,不久他便以第一名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他在这里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中,结识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外国名人,于是,世界向他敞开了另一扇窗口。

母亲又惊奇地在一份资料上发现,只有十七岁的爷爷在一张旧《新民丛报》“论国家思想”一文的空白处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爷爷最早的政论记录。

爷爷还对同学萧子升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吗? 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十七岁的爷爷的“天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很快也引爆了长沙的起义。十八岁的爷爷随即投入革命军,到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爷爷赶上了这个推翻清王朝腐败统治、为民族出力的机会。尽管后来的革命成果让袁世凯窃取了,但爷爷学会了基本的军事本领并了解了新式军队的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军营里第一次从《湘汉新闻》中学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辛亥革命成功了,半年后,爷爷决心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等,最后确定去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半年后的一天,爷爷按照柳潜老师布置的“实切社会立论”作文,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十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却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没有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将提高到五十两。后来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兑现了赏金。人们这才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广。

爷爷在这篇作文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失信于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中写道:“吾于名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

这是爷爷早年现存的第一篇文章。全文仅四百多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四十多字,他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并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那时候,年轻的爷爷还从柳潜老师那里借得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从中看到了历代帝王断言、预测、奖惩、评判、纳谏、任用、征战、济民等方法,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从而逐步培养出登高远望、统驭全局的本领。

然而此时,省立第一中学已经容不下爷爷这匹桀骜不驯的千里马。他做出退学决定的那一天,不少师生大失所望,认为他脑子一定出了毛病——他的学业优异,而且学校和老师又对他寄予厚望。可他怎么就做出这个荒唐决定呢?他在想什么,到底要去哪里?

原来,省立第一中学呆板的教育模式和过于陈旧的课程,实在不能满足爷爷获得更多知识的欲望。他头也不回地寄居到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徒步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一头扎进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的新天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民约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都为他敞开了一扇扇明亮的窗户。他惊讶地发现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位置,他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理应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后来他自己回忆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贪婪地读,猛烈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母亲对爷爷这一时期进行了总结:爸爸在私塾时就学完了大孩子才能读懂的文章,上小学时已经博览了大人也不容易啃动的书籍,上中学时研究了历代帝王治国的学问,二十岁时就敢于挑战自我,打破常规,与世界巨人对话。这些超群的品质、超凡的胆略、超前的举动,对他以后的革命活动和治国理念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后来他许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为方式,都可以在他二十岁以前找到影子。

1913年春天,爷爷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放弃苦行僧式的自学生活,报考了不收学费的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这里有一批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教师,如我的外曾祖父杨昌济以及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等。爷爷在这里还结识了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何叔衡等一批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成为当时社会革命的急先锋。

而历史上湖南形成的“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身实践”的湘学士风,以及涌现出来的变革名流如魏源、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都对爷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期发起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等,都给爷爷一定的启示。他从《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里吸取了一些精髓:“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爷爷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老师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在一师,对爷爷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我的外曾祖父杨昌济。他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学问要“贯通古今,融合中西”,这更坚定了爷爷立志“于国于群”的人生信念。外曾祖父对爷爷非常欣赏和器重,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先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爷爷以史为师为鉴,以天下名士为楷为模,眼睛始终盯住“做大事、做实事”的风云人物,如饥似渴地吮吸着他们身上最优秀的品德、最杰出的智慧,立志成为栋梁之材,勇于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在日本政府的威逼利诱下,准备接受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师生将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爷爷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从此对日本这个岛国保持了高度警惕。

7月25日,爷爷就日本内阁重组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敏感地觉察到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大胆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不出所料,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列强乘虚而入,反客为主,四万万同胞皆牛皆马。爷爷哀民忧国,努力在中西学说里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救国大道。1917年,他在鲍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批语道: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新得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爷爷就这样一步步探求着改造旧世界的支点,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硕大的杠杆,思考着如何万众一心起来撬翻这个不属于人民的天下!

爷爷还批语道: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1917年8月23日,爷爷在给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还写道: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

而什么是爷爷的大本大原呢?他给自己不断地提出难题,尽管他“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身边已经积满了干柴,唯所缺乏的是火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希望在茫茫暗夜中寻找到救国真理,来照亮万里神州。

1917年4月1日,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经恩师杨昌济的推荐,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并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论文,全文约七千字。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可以说,这篇《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爷爷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风和充满朝气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这期间,他还在日记里写下了那句在日后非常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搏浪大海、畅游长江的精神源头。

1978年12月,在爷爷生日前夕,母亲终于完成了对爷爷体育思想的研究,写下了一篇《爸爸希望我们壮健和进步》。她在文中写道:

二十年前,爸爸迎着一月的寒风,在邕江冰冷的江水里,搏击风浪,进行冬泳锻炼。十二年前,七十三岁高龄的爸爸,仍以伟大的气魄,畅游浩瀚的长江,游程达三十华里。晚年,他老人家腿不好,起坐都非常困难,仍然以惊人的毅力,拄着棍坚持锻炼……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爸爸的一贯思想……

爷爷从雏鸟变成搏击长空的雄鹰,从雄鹰变成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北溟鲲鹏,即将献身到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之中。

1918年4月14日,爷爷发起的一个崭新的革命社团——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成立会议。会议确立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宗旨,规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五不纪律。不久,爷爷代替前往法国的萧子升担任社团总干事。

1918年8月15日,结束了五年半师范学校生活的爷爷,与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多名同学一起,第一次走出湖南,前往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原来,师范毕业的爷爷正在思考着人生去向,恰好收到了蔡和森从北京的来信。信中转告了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的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而湖南政局混乱,“教育摧残殆尽,必至无学可求”,所以他们结伴北上,借法国在华招募华工之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或者又是经费不足的原因,爷爷失去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出国机会。他既没有像罗章龙那样考进北大预科,也没有像蔡和森一样远赴法国,而是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到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昔日在报刊上仰慕的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等名流学者,现在他却可以直接聆听他们的讲演甚至登门拜访。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图书馆“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几个“离经叛道”的西方思想家。但他在初次接触这些理论体系之时,并没有一下子把他们揽在怀里,他要在细嚼慢咽、消化吸收后再予以考虑。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此时,已经二十六岁的爷爷虽说还孑然一身,但他胸中装下的却是一个即将孕育的新国家。

在仔细研读爷爷的诗词作品的过程中,母亲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经验给予了爷爷无限的革命信心。1923年爷爷在《贺新郎?别友》中说,“要似那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1925年,爷爷又写了《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词作大气磅礴,充分彰显了爷爷博大的胸怀。1930年,爷爷创作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其中说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字里行间,革命的豪情喷薄而出。母亲忍不住要去探究这一革命豪情的源头,她又一头钻进了历史材料中,努力从爷爷的人生轨迹中感受其思想转变。

1919年4月,爷爷在上海送走了第一批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会友之后,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经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同学周世钊的介绍,担任了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员。在这里,他积极联络新民学会会友,准备进一步开展湖南的反帝爱国运动。没过多久,五四运动爆发了。

过了没几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就派邓中夏回湖南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爷爷第一次跨出学界圈子,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思想。同时,根据爷爷的提议,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由爷爷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7月4日,《湘江评论》首刊号正式出版。在《创刊宣言》中,爷爷用他那鲜明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呐喊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宣言》充分体现了爷爷大无畏的革命家品质,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高昂革命气概以及雄辩的政治家才能……

母亲一边寻访着爷爷的身影,一边被爷爷这种追求真理、探寻强国之路的精神感染着,振奋着。她也不停地将少年的爷爷、青年的爷爷、中年的爷爷和老年的爷爷反复比照。她惊奇地发现,爷爷有很多儿时的天真、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冲动,都真切地反映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有的治国安民的“蓝图”,在他最富有幻想的青少年时代设计的草图中都能找到缘由。爷爷一生提出的许多著名观点:号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扫盲运动、体育运动、铲除卖淫嫖娼吸毒等移风易俗运动甚至包括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全民皆兵等,都可以在他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中找到发端和轨迹……

在主编五期《湘江评论》的一个多月里,爷爷除自己动手编辑稿件、排版校对,有时还要上街叫卖。他还先后撰写了四十多篇新闻、评论、杂文等,几乎抓住一切机会,全力开拓着《湘江评论》这块处女地。

爷爷的一篇长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第一次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也是第一次提出并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各界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并且预言:“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联合都先告成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引起很大轰动,远在北京主编《每周评论》的胡适,在第三十六期以“介绍新出版物”为题,特地向读者介绍和推荐《湘江评论》。《新青年》等激进刊物也纷纷转载或予以评价。同时,《湘江评论》也引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不满,他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将它停刊,强行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但是,爷爷撒播的火种已经开始燃烧,张敬尧岂能一手遮天!

此后,爷爷一边继续向《大公报》以及外埠刊物投寄稿件,一边热切地构思着他理想中的新时代——新青年的新中国。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上刊登了他的《学生之工作》:创造新蓝图,实行新教育,让学生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改造成一个大的理想新村。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自湖南军阀张敬尧蛮横无理地查禁《湘江评论》的那一刻起,爷爷就把火力对准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军阀。9月中旬,爷爷召集原学联干部研究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发生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并开始联络各界人士,准备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联络各界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大会,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镇压。6日,学联公开发表《驱张宣言》,确定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致罢课。这是爷爷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领导的第一次湖南全省的政治运动。运动组织之严密、参与者之多之广、在全国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在长沙各学校总罢课的同一天,学联向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派出驱张请愿团。18日,爷爷率领赴京代表团到达北京,并迅速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成立了平民通讯社,爷爷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稿件、电文、通电、宣言,分送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爷爷还直接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面呈《请愿书》,一时在全国造成了强大的驱张舆论浪潮。1920年6月,驱张运动最终在南方政府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北京驱张活动期间,爷爷与李大钊接触频繁,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并肩战斗,并在他们举办的“亢幕义斋”(意即共产主义小室)阅读并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1920年5月5日,爷爷与彭璜等到达上海,与正在组织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见面。爷爷向陈独秀谈了他将回湖南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一些计划,共同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讨论。

之后,爷爷回到长沙,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还兼任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和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爷爷被推为书记干事,利用刊物系统地介绍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筹备派人赴俄罗斯实际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然后赴俄留学。

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尽管给爷爷开启了一扇大门,但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俄罗斯,南方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力量对比还远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爷爷又在书案前设计他的“湖南共和国”建设方案,试图利用湖南督军谭延闿的进步一面,进而首先把湖南改造成一个民选的、自治的、革命的政府。为此他又是拟制“湖南宪法”,又是组织游行请愿,但他没有料想到,谭督军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人物,一场和平革命失败了。

这一年的11月下旬,爷爷身心疲惫地离开长沙,回到韶山。但他没有气馁,频繁地与各地的同学保持着通信联系。爷爷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爷爷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到了,他历经曲折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厚礼——马克思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

1921年元旦前夕,爷爷又回到了长沙。1月1日到3日,他与何叔衡等人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就“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五个问题展开争论,以多数票表决赞成爷爷等人选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确立了新民学会的信仰纲领,并由此形成了以爷爷为核心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29日,爷爷和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前往上海法租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爷爷和何叔衡来到上海,与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派来的代表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三名党员,借“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开会。中共“一大”从7月23日开到31日,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母亲就是用搜集资料、核查资料的方法研究爷爷,让爷爷的形象更加凸显,思想的演变过程也更加清晰。这样一来,我们与爷爷更加亲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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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湘忆、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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