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认为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泽东。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求我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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