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辛
二
2009年9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有许多新说法,其中记载周恩来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时给中央的电报,都写“中央政治局”,不知为什么也不写“临时”。
这时,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也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甚至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
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192(B)号记录(摘录)”(1931年11月3日于莫斯科)中记载:(1)批准中共关于临时中央局组成的提议(文件没有找到);(2)批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任命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一次会议决定中国党的两件事:一件说临时中央,一件说中共中央。我想在共产国际心目中中共是它的一个分部,临时中央也就是中共中央,其任务和权力是一样的。
2007年6月24日是秦邦宪百年诞辰,吴葆朴与李志英撰写《秦邦宪(博古)传》,出版社不同意写秦邦宪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上当选为总书记,因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不见了。《秦邦宪(博古)传》作者复印来中央苏区报道博古总书记活动的报纸证明博古是总书记,出版社说报纸不是文件,不足为凭。争论不休,请示某上级,他们不管此事。争论到6月,作者没办法,只好按出版社的意见写秦邦宪当选的是“负总责”。因为再争论,这本传记在秦邦宪6月24日百年诞辰时就出不来了;作者不能不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写博古当选的是“负总责”,可谓令人啼笑皆非,谁见过哪个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过党的“负总责”的人呢?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系列文章中我没有写秦邦宪当总书记的中央政治局不是临时的。但没想到,不久有朋友送我一小张“博古纪念邮票”,上边印着博古头像,有文字说明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没有“临时”二字,邮票面值为八角。
邮局怎么敢这样做呢?经打听,原来中央安全部为写保卫工作历史与办展览要写博古的任职,中央有关部门批准这样写。于是邮局出版纪念邮票,也这么写了。可是,中央的批示没有下达,一般媒体也不知道,我暂时还不能这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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