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宣讲“百花齐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下半年，国际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二是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共高潮。国内也有些人蠢蠢欲动，一些地方发生群众闹事。怎么看待形势，怎么应对形势，党内有不同的声音。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鸣，思想斗争，共产党整风，化解矛盾，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各阶层群众。毛泽东的这些思想高瞻远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非常有创造性。也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与党内的传统和通行做法不同，在党内遇到了很大阻力。党内、党外反映截然不同。所谓“一句顶一万句”根本不存在。为此，毛泽东离开北京，直接向基层游说，到各地宣讲他的思想。
1957年春，毛泽东四天之内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杭州。每到一地，都在干部会上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报告，讲知识分子问题、青年问题、长期共存问题，讲人民内部矛盾，也讲解放台湾问题。毛泽东忧国忧民，一路风尘。他此次到南方，发现人民日报不宣传国务会议，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感觉很不妙。4月7日他飞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胡乔木谈话。4月10日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副总编辑谈话，谈话长达四个小时。
一、1957年1月至3月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活动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主要讨论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
2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讲话，号召中国学生要团结起来。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会越来越黑暗。
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负责同志共28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
23日，毛泽东召集开会，谈周恩来在政协会上的报告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等问题。
27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连续6次召集文教、新闻和知识界人士座谈会，调查和了解情况，与他们沟通思想。
6日，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发表谈话。
7日晚8时40分至12时0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与七个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普通教育工作。
8日晚8时至11时5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一些著名作家、艺术家召开座谈会。
10日下午3时至6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等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
11日晚8时30分至11时25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等座谈。
13日晚上8时至次日1时，毛泽东召集了最后一次座谈会，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是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
在经过这些密集沟通的基础上，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与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聚谈逻辑问题。
16日凌晨4时，毛泽东在《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作了批示：“即送周、陈、彭真、定一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毛泽东在批语中说：“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①
3月17日（星期天）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京。
中午专列抵达天津。毛泽东先同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等在专列上谈话。
毛泽东表示，他计划在天津接见党员干部并讲话。毛泽东接见后，黄火青等赶紧回去四处找人，通知会议，安排会场。
当天，毛泽东在天津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写信：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②
下午，毛泽东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游了泳。
晚上，毛泽东在市委几位书记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的陪同下在天津人民礼堂与近千余干部见了面。毛泽东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题作了报告。
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上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关心的。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他说：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毛泽东对有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他们这个话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也领导他们。
他说：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上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么，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他说：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办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办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主张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说：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①
报告结束，当晚，毛泽东登上专列赶往济南。
18日凌晨，专列到达济南。
晚上7时50分，毛泽东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向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作题为“思想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国际国内原因。他说：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
毛泽东特地对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作了一个解释：“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
毛泽东在分析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最后，谈到整风。他说：我们党现在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①
毛泽东谈道：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②
晚12点报告结束，毛泽东改乘空军专机飞徐州，专列也到徐州机场。
19日晨，毛泽东在徐州机场的专列上接见了地委书记胡宏、市委书记陶有亮、市长张洪范。
毛泽东向他们了解徐州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陶有亮介绍了徐州的煤矿和利国铁矿的情况。毛泽东问：利国铁矿的矿石品位如何？陶有亮答：质量很好，可以直接炼钢。毛泽东又问：含硫量怎样？张洪范回答：含硫量很高。毛泽东听了马上纠正说，应该说是含硫量很低。
毛泽东说：徐州的煤和铁在江苏省地位很重要。你们要做好工作，大力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有了煤炭、钢铁，其他工业就好发展了。
谈到发展工业要合理布局，毛泽东说：徐州要发展重工业，也要发展轻工业，照顾市场，不要畸形发展。毛泽东问：徐州离周围大城市有多远？陶有亮回答：徐州离南京、济南、郑州三地都是700里左右。毛泽东强调说：你们要发展轻工业、日用品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城市就业问题也好解决了。
谈到徐州的交通，毛泽东说：徐州除了是铁路交通枢纽外，还有运河、有湖。毛泽东问徐州北面是哪几个湖？陶有亮回答：是微山湖、独山湖、南阳湖、昭阳湖。毛泽东还问到下四湖，即骆马湖、成子湖、洪泽湖和白马湖。
这时，胡宏向毛泽东汇报了新沂、宿迁两县之间的骆马湖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徐州也要相应地发展水路交通。这次谈话共一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吃早饭，一个炒鸡蛋，一个炒肉片。①
早饭后，毛泽东登上专机飞南京，上午飞抵南京。
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下榻处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领导座谈，然后起草了《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20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党员干部会上讲话。
毛泽东开头第一句话，就使得整个会场显得轻松、活泼，他说：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说：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是过去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他说：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关于处理敌我矛盾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战略方针。他在这里讲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主要是指对于全国六亿人口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处于左、中、右状态的各类人如何对待的问题，并且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
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的回答是：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在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陈毅同志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①
下午1时，报告会结束，毛泽东从南京飞至上海。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泳，算是放松。
下午5时，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向一千多名处以上干部宣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这是毛泽东这次南下的最后一场报告。报告内容和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更为系统。讲话还是从转变时期的特点谈起。
毛泽东说，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有讲清楚的必要。
毛泽东说，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毛泽东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还是一个问题，这是知识分子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要向他们说明，知识分子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本身的性质还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那些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但是也还需要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地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毛泽东还分析了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种“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的议论。
他再一次强调中央关于“放”的方针。他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谈到整风的时候，他又讲了这样一层意思：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
最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①
连续四天的游说结束，毛泽东要转往杭州，临走前，他邀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畅谈。
晚上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去杭州。
当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等都在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休息，一边办公。
到杭州的当晚，毛泽东在杭州饭店会见了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
24日晚，毛泽东召集开会，听取李先念关于1956年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财政预算问题的汇报。
28日，毛泽东前往钱塘江上游的果园视察，在途中察看了庄稼的长势。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向胡乔木推荐《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
4月3日，毛泽东登将军山并去高甲外马家坞村看农作物，视察了浙江省军区的一个油库。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在南屏游泳池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等。
从汇报中毛泽东了解到，党内外总的情况是很兴奋，紧张空气有所缓和。但是，党内党外的反响仍然有一定的距离。在党外知识分子当中，有不少议论，部分知识分子还有疑惧。党内的反映更多地表现出某种担心和困惑。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插话，对一些议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说：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厉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说：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说：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
石西民说：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五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说：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说：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说：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四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说：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说：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地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说：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说：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说：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他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抓了六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说：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强调守法的一面，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说：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不解地说：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说：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说：“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又说：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说：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六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来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接着说：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说：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一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说：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说：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未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说：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问：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说：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问：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导？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说：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有同感。
毛泽东说：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说：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说：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问：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说：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接着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说：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国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说：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六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说：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又说：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说：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报刊、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说：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三个缺点：（一）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二）用领导机关工作的办法来领导学校；（三）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说：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陆定一的任务。你们搞个三人小组去招兵。王亚南这个人可以吸收入党的嘛。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说：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得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①
6日，上海局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委负责人会议结束。
同一天，毛泽东就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作了批示。
第二天下午1时，毛泽东要返京，出发前，他乘直升机鸟瞰古越（杭州）大地，后来提笔书写柳永的《望海潮》词。
从直升机下来，毛泽东登上专机飞离杭州回北京。
二、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的活动
回到北京，毛泽东对《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作了批示并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这个通知后来没有发出。
4月9日，毛泽东找胡乔木谈话。
毛泽东说：此次到南方，发现国务会议《人民日报》不宣传，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感觉很不妙。②
10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12时35分持续到下午5时10分。
毛泽东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①
毛泽东后来说，四、五、六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胡乔木）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人给你做帮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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