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召开成都、武汉、广州会议
3月2日，毛泽东就陈正人2月2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稿批示：“电话告知陈正人同志：文件收到。因我即日出巡，不能谈话了。”①
3月4日上午，毛泽东乘坐“伊尔—14”，从北京飞成都。负责这次专机任务的是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机长是胡萍。
“伊尔—14”中途在西安加油。毛泽东见接待他的是袁学凯，开玩笑说：“你和袁世凯，只一字之差咯！”
下午，专机到达成都上空。只见树上、房顶上、墙沿上到处站满了人，有的挥舞麻袋，有的摇晃竹竿，有的嗷嗷乱叫，有的敲锣打鼓，热闹得不得了。原来他们正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赶麻雀！
专机飞抵成都，毛泽东下榻金牛坝招待所。到招待所，看了住房，说：“我住的房子这么大呀，太浪费了。”根据毛泽东的要求，撤去招待所原来的软床和新卧具，换上硬板床和自带的卧具。
4日，到成都，9日开中央工作会议。这其中的几天，毛泽东主要用来读书看报和了解有关情况。毛泽东随身携带了几大箱子书籍，到成都后，又叫秘书从省、市图书馆借来了许多有关四川的书，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本记》。他听取了有关负责人的汇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情况。
5日上午，毛泽东就山东灾情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①
下午，休息起来，毛泽东坐车察看了成都市容，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长势，视察了成都量具刃具厂。
经过西城和南城城墙外围，看见靠马路和城墙边上有不少破烂的棚户，有的棚子不仅很矮，还用草和树枝盖顶，不能遮蔽风雨，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消除“四害”？当看到不少茶馆里围坐着许多群众时，毛泽东说，四川茶馆真多。陪同人员告诉他：不仅城市有，乡场上也不少。毛泽东问：你们四川是几天赶一场？陪同人员说：场期不一，有的是三六九，有的是二五八，还有的是一四七，在一个区范围内，几乎每天都有场可赶。毛泽东又问：乡下一碗茶是多少钱，陪同人员告诉他：看茶叶好坏，三五分钱不等。毛泽东用指头算了一下说：就算一个社员每月赶七八个场吧，光茶钱一年就要好几块钱。他说：场期过密了，不可以改革一下吗？又说，改革场期关系到各个方面，要研究好，不然会受到影响的。
汽车在城墙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说，这个城墙为什么不拆除，陪同人员说：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议论过，有人提议要拆，有的人说这是文化，不能拆，要保留。毛泽东说：为什么不能拆除，北京的城墙都拆了嘛。这城墙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群众进出城很不方便。城墙是落后的东西，拆了后群众交通方便，土可以做肥料，砖可以修房子，拆掉是先进，不拆是落后。
毛泽东十分关心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学校的情况。在车上他问：李劼人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怎样？陪同人员说：李劼人现在安排为成都市副市长。毛泽东说，1945年在重庆时一个座谈会上见过他。毛泽东还询问了其他几个民主人士的情况。
车经过四川医学院后门，毛泽东问这是什么学校。陪同人员说：是四川医学院，即原来教会办的华西大学。毛泽东说：可不可以进去看看。说：进去绕一周，不下车。在车上，他询问了学校的情况，还对陪同人员讲了加拿大友人文幼章先生的情况。
看了市容，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去郊区农村察看庄稼长势。闲聊之中他得知成都量具刃具厂就在附近，便即兴赶到量具刃具厂视察。毛泽东说：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下午4点多，毛泽东到了量具刃具厂，在备料车间主任王德明陪同下到车间参观。
进车间不远，就看到锻工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干得正欢。王德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是太原的产品，大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不住地点头。他走得很慢，问这问那，什么都很感兴趣。在调直台前，他问：“这是什么？怎么用？”王德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在材料库，毛泽东摸摸一盘带钢，问它的用途。王德明答，带钢是作量具千分表的材料。一个检查台上面放着新做出的许多配件，毛泽东拿起一件：“这是量尺吗？”王德明说，是量尺，也叫卡尺。毛泽东点点头，询问各种检查器的效能，对量具刃具的精密程度格外注意。
工人们渐渐围拢上来，毛泽东握住一位青年工人油迹斑斑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看完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厂党委书记和厂长急急忙忙地赶到。毛泽东向他们打招呼，解释因为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他看得高兴，便要再到铰刀车间看看。
5点，这是工人交接班的时候，下了班的工人们一群一群涌向铰刀车间。写在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一条条看着，忽然回头问道：“什么是文明生产？”“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厂干部回答。毛泽东挺满意，称赞道：“很好。”
离厂时，天都快黑了。①
7日下午4点，毛泽东游览了成都杜甫草堂。毛泽东没从大门，而从草堂寺这边过来。踏过小桥，环顾着四周的翠竹、苍松和高大的楠树，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走去。
工部祠是杜甫草堂最后一幢建筑，因杜甫当过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而得名。一室三楹，肃穆庄严。毛泽东在看左壁间嵌着的后人凭吊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时，十分入神。有时用右手轻抚下颚，有时把微弯的左臂背在身后，口中似乎低吟微咏。看了题壁，又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走出来往诗史堂走去。
“这是什么地方？”毛泽东问杜甫草堂的负责人林延年。他是从后面步入堂内的，因此没有看见悬在前面镌有“诗史堂”三字的匾额。
林延年介绍说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毛泽东很有兴趣地看了堂两壁间悬挂着的各种杜甫石刻像和画像。
堂正中有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毛泽东在它面前站定，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着一支烟，慢慢地吸着。
诗史堂东西两侧配有对称的陈列室，有回廊连接。毛泽东沿着这回廊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浏览宋、元两代杜诗书影。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版面宽大，字迹清晰易认。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有多少本？”毛泽东问。“发行到成都的约有十多部。”毛泽东叹道：“太少了。”
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是政治诗！”
最后，毛泽东走到大廨，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的平盘上坐下休息。他的神情从容轻松，吸着烟，四下环顾。他忽然站起身，走到这座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着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他轻声地念着，然后自言自语道：“是集杜句。”看完上联，又看下联，他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笑意：“好联。”
从大廨出来，便是草堂的大门。毛泽东参观结束。①
8日，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阅了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和楹联50余种。
当天，毛泽东还对彭德怀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已阅。退彭德怀同志：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②
同日，毛泽东在金牛坝宾馆接见了参加成都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9日至26日，成都会议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举行。
中央各部只有冶金、农业、铁道和化工四部部长参加，地方上各大协作区负责人和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只有个别省委书记到会，其余的将参加在武昌召开的会议。武昌会议（4月1～9日）是成都会议的下半部，主题都是传达和讨论南宁会议的精神，各省汇报本省的规划。也可以说这两个会议是南宁会议的继续。参加成都会议的共39人（比南宁会议多14人），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彭德怀、李先念、乌兰夫、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李锐、王鹤寿、廖鲁言、滕代远、彭涛、林铁、刘仁、陶鲁笳、黄火青、欧阳钦、黄欧东、吴德、柯庆施、陶铸、王任重、李井泉、谢富治、周林、张德生、张仲良、高峰、王恩茂、李大章。
在成都会议上，全体人员参加的称大组会，主要开大组会；另外分成三个组，小组会开的次数很少，主要是通过文件。
头十天是大家轮流发言，结合讨论，后七天主要是大组讨论。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发言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每次都讲一两个小时。
9日上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事前他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提出了25个问题以便大会讨论，他的讲话也围绕着这25个问题。
1. 协作问题。
2.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
3. 税制和价格问题。
4. 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
5. 第二本账问题。
6. 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
毛泽东对行将开始的大跃进表示了某种担心：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12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
毛泽东说，湖北五至七年完成（包括二年灾荒），争取五年完成，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毛泽东说，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要接腿。
原先说三个五年完成工业化，究竟能缩短多少时间？
7. 招工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可不得了。山东要15万人，山西招临时工17万人。如果不注意就是真正的浪费。
8. 平衡问题。
毛泽东说，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调整分工，要好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失业，如何办，哪里去吃饭？
9. 平衡理论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社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10. 粮食包干问题。
11. 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
毛泽东说，欧洲现在没形成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起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一万年后写历史，各有褒贬。
12.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13. 两种方法的比较。
毛泽东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苦战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改变面貌”，是办不到的，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14. 文教有人提倡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15.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16.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
毛泽东说，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一年内就产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毛泽东说，现在都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实际的毛病？不要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
17. 整风问题。
18. 右派大会开不开？主要的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
19. 农具改革运动，要普遍推广，要一直改到拖拉机。
20. 六十条现在还非正式，要修改或重写，基本观点不变，还要有所增减。
21. 报纸如何办？
22. 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
23. 国防计划问题。
24. 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25. 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
毛泽东说，南宁会议提出，反冒进是个方针性质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25个问题谈完之后，毛泽东又谈了规章制度问题。
毛泽东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毛泽东讲完之后，余下的时间，由乌兰夫和陶鲁笳发言。①
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事前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讲话的主题是借规章制度问题，讲思想方法。题目是“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毛泽东回顾了我党的历史，说了各个历史时期教条主义对我们党的影响。
在谈到解放后教条主义的影响时，毛泽东说：“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汤，害得我三年不准吃鸡蛋，不准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总之，是苏联第一，一切照办，一切奉行。“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关于中医中药，同卫生部作过斗争。
毛泽东分析了产生教条主义的一些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
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我们的同志应当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么迷信。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
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
从3月10日起，会议安排得很紧，除白天开会外，有时晚上也开，中间两个星期日（3月16日、23日）休息。
10日至15日下午，17日至19日上午，各地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共有16人，谈本省、市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也谈问题，都提到跃进的计划。这些大组会，毛泽东都参加了，都有或长或短的插话。
上、下午或晚上，共有五次大组讨论会，讨论那25个问题及印发的30多个文件中比较重要的和存在不同意见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这种讨论会。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各部部长，发言比较多。晚上开的三次小组会，都是通过会议文件。其他时间则阅读文件。
10日至19日，毛泽东在各地负责同志发言时有很多的插话。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也抽不出手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建设路线还没有完全形成。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谈到在努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要注意增加农民的收入。他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平原地区合作社的规模大一些为好，可以办小学，办工厂。”“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分得少了，应该使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要多养猪，两头堵死不好。”
南宁会议以后，各地都在研究农业四十条的落实规划，这次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各省汇报规划。南宁会议后王任重受命联系河南、湖南的情况，在会议上王任重汇报：河南的吴芝圃提出1958年麦收前全省消灭四害。（毛泽东说，怎么能消灭那么多？）1958年底全省消除文盲。（毛泽东说，这怎么行？哪个文盲字认得这么快？）王任重继续汇报：吴芝圃还提出今年实现四五八。给他打了电话，说主席的意见，不要讲得过死了。问他是不是登报了，吴芝圃说，没有登报，在党内讲的。以后吴芝圃来电话，活了一点，说今年或明年实现四五八。王任重说，现在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速度到底有多快，到底一年实现四五八，三年、五年或者七年？现在还难以断定。（毛泽东说，你河南这一来，把我们什么都捅破了。假如它能一年实现四五八，只有两个月就要全部实现水利化，今年就要消灭文盲。毛泽东的话说了一半，谭震林插话：这两条，一个水利化，一个消灭四害，我看是可能的。由于谭震林的插话，毛泽东的话只有减半，说，一个四五八，一个消灭文盲，不一定能做到。）
在欧阳钦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实现。可不可以这样提，各省可议一下。”
在黄欧东发言，谈到两年实现亩产400斤时，毛泽东插话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在吴德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靠得住靠不住？
在张德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对那些（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在李井泉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标准是工农业不出大乱子。
在李井泉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毛泽东说：“实现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提三年到五年。”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棉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有伸缩好些。
毛泽东在大家汇报时还谈道，党、政、军、商业机构要缩小，技术机构要扩大。
毛泽东说：“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搞联社。”“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会合并一些社。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弄，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弄。”
毛泽东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
陈伯达谈道：最近主席了解了一下渤海区的情况，我们去住过几天，就感觉到的确是“大跃进”。毛泽东插话：我看了一下渤海黄骅合作社，只有两年时间，根本翻过来了，只种一季水稻，亩产1000斤，是新开垦的一个区，80%至90%以上的人口都是外来户。从北京坐吉普车，经天津、大沽一天即到。那个地方过去出蝗虫，现在产水稻。
毛泽东说，要同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又有现代工业、又有现代农业、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真正的醒狮派。但发起威来，不搞大国主义。①
16日周日休息，下午6点多，毛泽东到四川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视察。红光农业社的社长周桂林，副社长刘贤松，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和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赶到社机耕道，毛泽东下了车。握手的时候，毛泽东说：“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毛泽东一边和大家在机耕道上慢慢地走着，一边向干部们问起生产情况。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毛泽东征询社长们的意见。
“好！”社长们回答。
屋里只有一位正患眼病的60多岁的老婆婆林赛华在家。她看见许多人簇拥着一个高大身躯的人进了门，以为是来了一位外省的大干部。
毛泽东在堂屋坐下，学着用四川话对老婆婆说：“我们摆一摆好不好？”
他问林赛华什么时候入的社？一家几口？有几个劳动力？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筹粮？一年分多少口粮？
说到口粮，毛泽东很关切地问：“口粮够不够吃？”
林赛华说：“够吃。”
副社长刘贤松说：“去年平均每个社员分400多斤粮……”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对林赛华说：“他说的不算，你说，是不是真的够吃？”
林赛华连忙道：“真的够吃！”毛泽东这才满意地笑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的社长？”毛泽东问。
“认得到。”林赛华转身指着周桂林和刘贤松说，“这是我们的周社长，这是刘社长，我们社还有张社长、穆社长……”
“社长对你们好不好？”毛泽东问。
“好。”林赛华笑着说，“我们的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
毛泽东换了话题：“你知不知道除四害？”
“知道。我们是除七害。”林赛华胸有成竹。
“七害？”毛泽东俯身向前要听一听。
林赛华扳着手指数道：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七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林赛华说。
毛泽东问：“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它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留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毛泽东挺满意地对林赛华说：“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呢！”
毛泽东起身进了灶间，想看看偷油婆是什么样。打开碗柜没有发现，却看见里边的碗筷收拾得干净整齐。他又到堂屋，问林赛华，能不能再看看你们的房间？
房间虽不大，但也整理得清洁整齐。毛泽东走出来，幽默地说：“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林赛华一本正经：“我们是贫农。”毛泽东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
走出林赛华家，毛泽东一边往前去看农田，一边向社长们问起社里有多少户，有多少田，有多少生产队，生产队下有没有生产组。
毛泽东问：“三个队长里边有没有女队长呢？”
“有，每个队都有一个女队长。”
“组长里边有没有女的？”
“每个组都有两个组长，一个男组长，一个女组长。”
“有没有女社长？”
“有一个女社长。”
“怎么没有看到她？”毛泽东回身打量身边的一群社干部，有人立即找人去把女社长萧绍群找来。
不一会儿，萧绍群来了。毛泽东和她握手，关切地问：“你们社有九百多户人家，管得下吗？”萧绍群说能管下。周桂林社长这时也说：“有党的领导。”毛泽东听了点头。
路边有一块麦地的苗显得比较矮小，毛泽东看见了，说：“这些麦子算不算好的？”
社长们说：“这是社员们在自留地上种的小麦，不算好，是中等的。”
前边一块菜籽田长势不错。毛泽东走进去，站到金黄色的油菜花中，问：“这样一亩田能收多少斤菜籽？”
周桂林估摸了一下说，大约能收一百七八十斤。毛泽东把右手比划着胸前：“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又往上一抬，比到齐颈的高度：“能不能长这么高？”手再往上举，到一人高的时候：“能不能长这么高？”一边比划，一边开心地笑着。
村里的一帮妇女和孩子围着毛泽东看个没够。毛泽东走过去，指着跟前的孩子问：“你上学没有？”他一直问了四个孩子。问第四个孩子时，边上有人说她已经高小毕业，正在家劳动。毛泽东问她：“劳动好不好？”那小姑娘说好。毛泽东赞许地说，很好。
接着，他问社长们：“社里办了民校没有？”周桂林说办了一个。毛泽东说：“再办一个好不好？”社长们应允了。
转上一条小道，去看一块麻田。麻田前有一个三尺多宽的沟。周桂林跨过去，转身要扶毛泽东一把，却见他已跃步而过。走到麻田边上，毛泽东问：“会不会踩坏麻？”周桂林说：“不会，苗子小，从中间走不要紧。”
一个右手用布裹着吊在胸前走过来的小女孩，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你的手是怎么伤的？”
这女孩叫王祖运，她回答说：“是开荒的时候被锄把震裂了虎口，正在化脓。”
“给她点药，把伤治好。”毛泽东给随行的保健医生说。隔了两天，毛泽东还惦记着这个女孩，又吩咐医生专程来为王祖运换药。
返回时，毛泽东又问起社里除七害的事：“今年能不能把七害除完？”
“一定能除完！”周桂林向毛泽东保证。
“你们用什么办法呢？麻雀怎么消灭呢？”毛泽东问。
“麻雀好办。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熬更守夜地干，到处吆赶，只留一块空地，让它们停下来，落一个打一个。”
“老鼠呢？”
“老鼠也好办。”周桂林又讲了灭鼠方法。
“苍蝇、蚊子呢？”
周桂林说，苍蝇蚊子就更好办了。
“为什么？”毛泽东挺有兴趣地问。
周桂林讲，社里用“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并说“打破碗花花”是一种野生的毒草，把它或它的浆汁放在粪坑里，就能杀死蛆虫和蚊子的幼虫了。
毛泽东好奇地问：“它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解释说：“以前为了防止孩子们去摘这种花，农民们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了碗，就吃不成饭。这名字就是这么得的。”
毛泽东听了，兴奋地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接着，他又问，这种“打破碗花花”好找吗？
周桂林说好找。说完走到田坎边随手拔来一株。毛泽东拿过来看了看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并嘱咐，县委书记和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一个农技师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天色落黑了。毛泽东离开了红光社。
“打破碗花花”的事三天后也有了结果。1958年3月19日，《四川农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这种野草的一份材料，还附有它的样本图。材料介绍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里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蜈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毛泽东把这个材料专门推荐给参加成都会议的同志，并专门写了一段文字转述这个有意思的名字的由来：“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后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向全国农村介绍这种植物及其用途。①
19日，毛泽东为印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部分按语，写了如下的话：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①
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事先毛泽东写好了提纲。
毛泽东讲了四个问题，大意是：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现代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两者应同时进行，请各省市迅速推进。河南、河北已形成群众运动，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岂不更好。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挡，但领导上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目的是调整生产节奏。如果只有急和劳，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在会议散会的时候，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毛泽东：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毛泽东想了一下回答说，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①
21日，陈云在大组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毛泽东随后讲道，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谈了，不要再作检讨了。
21日上午，毛泽东从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出发，午后到达四川灌县都江堰，毛泽东特意来看都江堰。毛泽东站在玉垒山腰，拿望远镜眺望都江堰和远处的大雪山，参观了伏龙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都江堰灌溉分区图，然后参观了宝瓶口。
返程路上，毛泽东心情极佳。看见路边田里有社员劳动，就停下车，跨过路边小石桥直奔庄稼地。这里是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第一个看见毛主席的是社员冉贵全。毛泽东就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似的向他打招呼：
“要把草锄干净哩！”麦田里有一些杂草没锄尽。毛泽东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每亩能收多少斤？”冉贵全不知怎么回答。毛泽东伸出了四个手指：“400斤？”
冉贵全这才醒过来似的说：“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围拢来的农民都有些惊奇，毛主席还会估产，连田里能收多少麦子都知道？
毛泽东问：“割了麦子种什么？”
冉贵全说：“种水稻。”
毛泽东又问：“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冉贵全道：“600多斤。”
毛泽东把头转向李井泉：“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那可了不起。”又问冉贵全：“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说：“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冉贵全肯定地说。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引得大家全乐了。冉贵全吭哧吭哧不知怎么对答，正想再说些什么，毛泽东已迈上田坎。
一个农民迎面走来。毛泽东上前和他打招呼，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那农民说自己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地指着他的肩膀：“好哇！”
沿着田坎走过去，毛泽东跨进一块苕菜地。地里几个女社员正忙着摘苕菜。“你们摘什么？”王应岗说：“摘苕菜。”毛泽东走过去：“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说着，弯下腰就摘起来。不一会儿，把一把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了王应岗：“这行不行？”王应岗连忙站起身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别的几个女社员这时也停下手里的活，想喊几句毛主席，话到嘴边又激动得喊不出来。
出了苕菜田，毛泽东沿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去。几个孩子呼叫着紧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叫任国民的少年：“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任国民说：“认得。”
毛泽东弯腰随手摘了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任国民，问：“你敢不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地说：“敢拿！”就伸手去接。毛泽东笑了，很欣赏孩子的勇气。大家也都笑得挺开心。
毛泽东返回公路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也很愉快，和大家握手告别。①
返程途中，毛泽东在街边一家普通餐馆用餐，吃豆花和辣子回锅肉。返回成都已经是晚上7时许。
22日7时，毛泽东给滕代远写信：
滕代远同志：
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悉的地名不要重写。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②
当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事先写好了提纲。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说，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并不砍你的头，撤你的职。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高，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毛泽东说，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那很危险。
毛泽东说，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
毛泽东说，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真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毛泽东提议创办党的理论刊物，中央办一个，各省都办一个。
开会期间，毛泽东选了一些有关四川的古诗词，印出来发给大家。他从古诗词谈到民歌，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
毛泽东从民歌问题，讲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出路。他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我们可能搞到几百万或者成千万首的民歌。
毛泽东讲话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先后发言。①
24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会议最后几天务虚、整风、开思想座谈会的意见，从这天上午起，会议采取召开大组会（差不多是全体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毛泽东不出席，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的所谓“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柯庆施很活跃，连插话讲了三次，总是带着教训人的口气），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总理、少奇同志、陈云同志、小平同志都谈了经验教训，彭老总也说很受启发。②
25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五次讲话。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毛泽东说：要真真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
他说：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
毛泽东称赞了冶金部党组的一个做法。他们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说，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
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五年。
毛泽东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过高的指标要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又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好措施。
毛泽东讲话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先后发言。①
26日，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六次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相结合。”一年抓四次很重要。不抓，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掌握建设的进度就会稳一点。下次会议重点放在工业，七月间开。河北的一百亿斤粮食，一靠人民，二靠上帝。“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
毛泽东还谈了阶级分析问题说，我们国内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最后，毛泽东说，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这很有必要。从中央、省到地这三级，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较大的问题，才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调查工作。必须如此。总之，少管一些事，才有可能多管一些事。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今天会议就结束了，明天如何走法？分道扬镳。①
晚饭的时候，田家英告诉吴冷西：毛泽东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毛泽东说他将去武汉，要吴冷西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②
成都会议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成都的生活情况：
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工作非常繁忙，他经常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用一个小时游泳、散步，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放在工作和学习上，连吃饭和游泳休息的短暂时间，他都在批阅文件或看书报。毛泽东的生活十分俭朴，招待所给他准备了软床他不要，要睡硬板床。招待员看是硬床，又给他准备了三床棉絮。他说只要一床就够了。他的衣着也很朴素，穿的衬衣还打有补丁。毛泽东经常与招待员谈心，问他们家庭、个人生活和学习情况。毛泽东吃的饭很简单，只要两菜一汤，稍稍多做了一点菜，他就要批评。他还要炊事员在米饭里加苞谷、豆类等杂粮，还要每天给他送一块烤红苕在饭桌上，说这样既节约又有营养。他还指示会议伙食也要这样办。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除了主持会议、批阅文件、处理国家大事和外出参观考察外，阅读了大量图书。数量之大，使人惊奇。在归还图书时，一部69嘎斯车满载图书，分别归还给省图书馆、杜甫草堂阅览部、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委机关图书馆和成都市图书馆。
由于毛泽东的习惯是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10点以后阅批文件和读书。因此，毛泽东常常晚上10点以后，甚至深夜提出要某一部书，为解决这个问题，省图书馆古书部确定了晚间值班人员，做到一天24小时都可以借阅图书。
27日上午，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离开成都，计划经重庆去武汉。
上午11时55分，毛泽东的专列离开成都，往自贡方向而去。
途经资阳站，毛泽东下车散步，查看菜地，顺路到一位铁路职工家坐了约10分钟，问了一些家庭情况，然后由职工家的后门出来回到站台。
离开资阳站，柯庆施找到铁路局长胡景祥问：“怎么车站看不见一个群众呢？领袖不能脱离群众嘛！”
胡景祥表示，这不是铁路的问题，是地方公安部门布置的。于是，把省公安厅一位护送专列的副厅长找来，要他通知前方停车站允许群众进站，但同时考虑安全，在专列将要出发之前放行。
途经内江，李井泉、胡景祥等人又陪毛泽东下车走动。
看见不远处有两幢农舍，毛泽东便朝那个方向走去。无奈小道两旁全是水田，道不好走，他只得说：“往回走吧！”
回到站台，胡景祥向毛泽东谈起，内江是产糖的名城，南边的自贡市产盐，也很有名，那里还有天然气。毛泽东来了兴趣，对李井泉说：“天然气我还没有见过，让我看看行不行？”预订的计划原本要去自贡，但计划已临时被取消，再要改变计划很难。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李井泉紧张起来。“前面隆昌县有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可以的。”胡景祥出主意说。毛泽东同意了。①
下午6时，专列停在隆昌火车站。毛泽东带领随车领导参观了隆昌气矿炭黑车间。
在隆昌火车站，车站站长跑来告诉胡景祥：“隆昌县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他们都不在家。”
胡景祥也慌了，急忙告诉李井泉，他也着急没办法。李井泉陪着毛泽东，还有柯庆施等不少陪同人员都在那儿等着，从车站到气矿有20多华里，急需用车，怎么办呢？
就在胡景祥带着车站站长来回奔忙，想办法的时候，突然从内江方面开来一辆小汽车。车停下，跳下来一位省公安部门的同志。原来，专列在内江车站开动时，这位公安同志因故漏乘，只得临时找来一辆车赶往下一个停车站隆昌。他的这个差错，没想到救了这里的急。这辆车既小又难看，破旧不堪，但有总比没有强，只好让主席将就了。主席由李井泉陪同坐小车，柯庆施他们十来位陪同人员怎么办？
胡景祥问站长，能不能找来一辆卡车救急？站长犹犹豫豫地说：“刚才炭黑厂来一辆卡车到站运煤，行不行？”胡景祥听了，只得说：“你快去叫司机把车开到这里来。”一辆既脏又没座位的卡车开到柯庆施等人跟前，正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毛泽东有些心急了，他一挥手，大声叫着柯庆施的名字：“快上嘛！”于是柯庆施等人只好一拥而上。
毛泽东和李井泉上了小车。李井泉招呼胡景祥上车带路，胡景祥说车站还有事，就让一位负责安全的同志坐在了司机旁边。天空乌云密布，汽车出发不久，突然下起挺大的雨来。胡景祥心里叫苦，主席坐的车虽然不好，尚能避雨，柯庆施他们坐在大卡车上怎么办？
再说，隆昌气矿接到火车站的电话，要气矿矿长火速带着小车到火车站。一时找不到小车，矿长刘选伍急忙坐上一辆中吉普出发。公路凸凹不平，司机也管不了那么多，加大油门猛开。
快到隆昌县城时，迎面来了一辆小车，后面跟着一辆大卡车。会车时，大车上有人向刘选伍招手示意。刘选伍急忙叫司机调头。而隆昌县委领导得知主席专列到隆昌站的消息时，也派了两辆吉普车赶来，在离车站不远的途中与车队相遇，及时使柯庆施他们换了车，免遭一场雨淋。
刘选伍乘坐的中吉普车速较慢。当他到矿上时，毛泽东等人已被行管科副科长冯占海迎进矿的小招待所会议室。气矿的几个年轻人林国浓、谢奉露、王大芬远远看见小车里坐的是毛泽东，急忙跑到招待所，从门外探头探脑。毛泽东招呼他们进来，问他们的姓名，和他们握手。
这时谢奉露等看见刘选伍推门进来，忙说：“刘局长来了！”
刘选伍忙向毛泽东解释说：“我原在四川石油局，去年来这里兼任矿长。”他伸手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说：“感谢毛主席对我们气矿的关怀。”然后，他转身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李井泉说：“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情况吧？”
李井泉说：“主席主要来看一下气井和天然气生产，边看边介绍吧！”
陪同毛泽东来川的王任重问：“气井有多远？”
“气井离这里有四公里，炭黑生产车间只有一公里多，都在后面山坡上。”
李井泉征求主席意见说：“我们现在就去看吗？”毛泽东站起身表示同意。
大家一起出门下坡。刚赶到的矿党委书记安增彬先行一步去安排一下，这边刘选伍陪毛泽东坐一辆车，其他人分乘别的车也朝后山开去。
刘选伍上了毛泽东的车，十分拘谨。毛泽东首先开口问他：“天然气含有什么成分？”
“主要成分是甲烷、乙烷等碳氢化合物。”刘选伍答。
“还有些其他成分吧？”刘选伍说，还有少量的硫化氢。接着刘选伍说到隆昌气矿正在试验用天然气制造合成汽油。毛泽东很感兴趣，问天然气要制造合成汽油，要去掉哪些成分？刘选伍说，主要去掉硫化氢和氮等成分。
路不太好走，汽车时而拐弯，时而爬坡，路过机修厂、配电所、仓库，然后直接开到炭黑车间。
大风夹带着烟雾四处飞散，毛泽东往车间里边走去，听车间副主任梁锡远讲生产操作过程。
当他听到天然气中的硫化氢通过脱硫塔被脱出时，抬头看着飘散的烟雾，问：“脱出来的硫化氢到什么地方去了？”
梁锡远和安增彬回答说，硫化氢随空气跑掉了。本来可以回收硫黄，现在还没有回收设备。毛泽东意识到，这不仅浪费而且污染环境，他说：“要尽快解决回收处理问题。”
走到生成炭黑的一号火房面前，梁锡远打开它的小门让毛泽东察看里边的燃烧情况。风大，又有雨，看不清楚。梁锡远又陪毛泽东转到最后21号火房门前。这里背风，可以清楚地看到输气管上密密地排着上千支火嘴，喷着红黄色的火焰，烧成的炭黑黏附在火焰上方慢慢移动的槽钢上，再被刮板刮下来，经输送带输送到包装车间。
毛泽东看得很高兴。这时在露天，还下着雨，他嫌站着看不清楚，索性撩起身上的大衣，蹲下来看。他问：“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梁锡远答，按照设计安装是1728个。看着看着，毛泽东发现槽铁似乎没有像梁锡远说的那样来回移动，便问：“怎么看不出槽钢在移动？”
梁锡远解释说：“槽钢移动很慢，十分钟只移动一公尺八，不容易看出来。”
毛泽东问气矿的年产量，梁锡远说，现在气矿的产量已经比初建矿时增加了五倍以上，有一千多吨，约占全国炭黑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站起身来，问柯庆施：“你看到了没有？你认为怎么样？”
柯庆施说：“看到了，指自贡市是用天然气的热能烧盐，这里的热能没有利用起来。”
毛泽东说：“自流井的天然气烧盐，跑掉了炭黑。”他很内行地指出了解决天然气综合利用的问题。
时间已是晚上7点多钟，风没有停，雨也没有住，毛泽东的衣帽已被打湿，他还想去看离这里很远的产气井。天黑路滑，加上时间也晚了，李井泉和柯庆施都竭力劝他不要再去，毛泽东总算点头同意了。
回矿的路上，毛泽东又问起另一个问题：“这个矿是不是外国专家设计的？”
安增彬回答：“是我们中国专家设计的。”并介绍说，气矿建立在1953年，现在已经从解放前一口小井，发展到了20多口井。
刘选伍还告诉毛泽东，他们现在能生产三种炭黑，今年还准备试制一种新产品——高耐磨油机炉黑。毛泽东听着高兴得不住点头：“很好！”
回程的路上，两边山坡和桥梁街道，早已挤满了人。毛泽东坐的那辆小车就在欢送人群组成的夹道中驶出气矿大门。
胡景祥在隆昌火车站等候着毛泽东一行。专列要离开时，大量的群众忽然拥入站台，口中喊着“毛主席万岁”，争先恐后跑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为了安全，胡景祥只得挡在车厢门前，许许多多双手从他面前伸向站在他身后的毛泽东……
专列加速，毛泽东进了车厢。人群渐渐看不见了，隆昌车站也愈行愈远。①
28日凌晨1时50分，专列抵达重庆。当时贺龙正在重庆，他把自己住的小楼让给毛泽东。服务人员知道毛泽东不睡软床，为他换了板床，从楼上拉线，临时安了个电铃，以便毛泽东随时召唤。
在重庆，毛泽东只停留了一天时间。上午，毛泽东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毛泽东参观了二九六工厂。
29日凌晨1点多，毛泽东登上江峡轮，6时15分，轮船驶离重庆开往武汉。
在船上，毛泽东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毛泽东在江峡轮航行中还与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江峡轮大引水杨大福和年轻的女三副石若仪谈话。
毛泽东问石若仪：“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现在呢？”毛泽东问。“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样害怕了。”“是啊！”毛泽东说，“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要石若仪好好向老同志们学习，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①
29日晚，江峡轮在奉节水面过夜。
30日晨，江峡轮驶入三峡。
吃过早饭，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首先与船员们见了面，和船长李吉成、莫家瑞、舵工贺理富交谈，问他们哪些地方最难航行？哪些航段需要修整？能不能夜航？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面的情况？
船员们告诉他，近几年来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夜间航行了。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毛泽东问。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连忙答道，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那人接着解释，过去试过，但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正说着，正面江心中突兀着一块大石头，仿佛直冲而来。只见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那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又望一眼已在身后的大石头。船长说：“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毛泽东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话，一面欣赏三峡风光。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
毛泽东问起船员们的生活情况：工资多少？比过去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休假？能不能经常回家？毛泽东看到年轻的舵工贺理富掌舵十分熟练，走过去问：“多大年纪了？”贺理富说18岁了。毛泽东说：“还年轻啦，要好好学习。”
他又转身对船长说：“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授给青年人。”
毛泽东对驾驶技术也很感兴趣。他问驾驶部和轮机部有多少人？具体担负什么工作？他又向驾驶员们询问如何使用车钟，如何指示方向，如何掌舵。他说：“假如我学习驾驶，一定要学会驶过三峡这一段航程。”①
过完西陵峡，毛泽东回到船舱客厅里，同田家英、吴冷西长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②
经过规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船长受命让船减慢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细致地对设想要修建坝址的地方看了又看，沉默半天不言语，直到船驶出好远。
对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虽表示了意见，但还是情有独钟。在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一个意见稿上，毛泽东作了修改，还加写了一段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②
30日，船至宜昌，王任重安排宜昌地委书记、荆州地委书记、沙市市委书记上船。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很关心经过三大改造后资本家的状况。他说：“帮助资本家找出路，利用他们的资金发展工业，方向是对的。”“像沙市这样的地方，发展轻工业是必要的，把一部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上，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对农村的情况特别关心。他关心农民在兴修水利时的合理负担。他说：“你们在农村工作的时候，既要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又要注意教育农民。中国的农民在打倒地主富农时，有些农民就看着中农，特别是看着富裕中农。在农村，要防止侵犯中农利益，注意团结农民的大多数，注意教育农民，注意贫下中农与中农的团结，我们党如果不团结农民的多数，就会脱离群众。要引导广大农民去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生产。”①
船至郝穴，王任重请毛泽东察看荆江大堤。船慢慢减速，靠近北岸，缓缓而行。
船过公安，毛泽东吟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②
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
4月1日至9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召开武汉会议。原来想在武汉听听河南、安徽关于落实农业纲要四十条的汇报，后来索性把没有参加成都会议的华东、华中、华南大区各省、市委主要负责人都找来汇报。
毛泽东依次听了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并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1日下午，吴芝圃汇报。吴芝圃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①
2日下午，曾希圣汇报。曾希圣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提口号要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定一点。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②
当日，毛泽东还在东湖驻地接见了波兰政府代表团团长、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和代表团全体成员。
3日下午，舒同汇报。他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毛泽东说，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③
晚上7时30分，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4日下午，江渭清汇报。他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④
5日下午，周小舟汇报。他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①
晚上，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率领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6日是星期天，上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接见了参加“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的武汉地区科学界5300多名代表。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讲话。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②
7日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吴冷西先介绍了起草这个纲要的想法，希望各省委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九个省、市（上海）委书记都提了意见。
下午，开会时毛泽东问柯庆施：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简单回答说，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吴冷西都记下了。毛泽东说，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把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毛泽东还说，人民日报的二十三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四十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①
8日下午，叶飞汇报。
毛泽东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②
9日，武汉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武昌东湖湖滨别墅休息，吴冷西、田家英也停留了几天。那时的湖滨别墅，同后来重建的东湖宾馆不同，是一栋石头建筑，并不很大，坐落在东湖岸边。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湖边散步。
11日上午，毛泽东早饭后散步回来，叫吴冷西、田家英一起同他在湖边凉棚下闲谈。
毛泽东问：在柯庆施主持的会议上，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吴冷西根据记忆，作了扼要汇报。吴冷西谈道，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是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1955年至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曾为此作过决定）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毛泽东说，对省委提的意见，要作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作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从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毛泽东说，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较为密切的意见。接着，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后来新华社编印了毛主席写的新闻和评论的文集）
5. 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在谈话中又一次催吴冷西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并且要吴冷西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①
11日晚上7时40分，毛泽东参观了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
12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在长沙，毛泽东连日与湖南省委书记们交谈，推荐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的经验，介绍安徽发动群众兴修水利的做法。
毛泽东从应举农业社似乎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远景，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设想的那样长时间。他反复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争时间，争速度，15年赶超英国。要抓钢、粮，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要搜集整理反映群众政治热情、生产积极性的民歌民谣并汇编成册。①
下午5时，毛泽东忽然提出要到坡子街火宫殿吃饭。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当学生时，也到那儿吃过油饼和臭豆腐。湖南方面作了安排，毛泽东一进营业间，就被工人发现了，顿时店堂和车间里沸腾起来。毛泽东和工人们握手交谈，询问火宫殿的历史变迁，原来一些老工人到哪儿去了，传统小吃的现状如何，并观看了工人布置的“鸣放栏”。工人们迅速做了几种特色小吃，端出来请毛泽东品尝。餐后，毛泽东和工人师傅一一握手言谢，并鼓励大家多生产物美价廉的风味食品，保持和发挥火宫殿的传统名牌优势。
告别火宫殿，毛泽东乘车来到驻省某部营房。
这天正值星期六，晚餐后战士们有的看书、散步，有的从事文体活动、副业生产。毛泽东看了战士营房和生活设施，检查了武器保养情况，参观了连队举办的反浪费展览室和荣誉室，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毛泽东还参观了战士们的菜地和养猪场，见到绿油油的菜地，毛泽东问：能否自给？战士们说：基本自给，少数品种要到市场购买。周小舟插话：湖南发现一种甜菜，每亩能产80多斤菜籽。毛泽东关切地说：好，有价值。农产品的提高，要靠科学技术，培育新品种。当看到猪栏里有六头300余斤的大肥猪时，说：“有条件的连队一定要养好猪，搞好战士生活。”毛泽东在一连视察了将近一小时，并应战士们的要求合影留念。②
晚上，毛泽东观看了湖南木偶戏、皮影戏《鹤与龟》、《两朋友》等民间文艺节目。
13日傍晚（18时），毛泽东乘专机飞抵广州，住小岛一号楼。毛泽东准备在这里召开广州会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要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毛泽东到小岛宾馆后冒雨在院子里漫步一圈，和接待人员以及先后到达这里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见了面，还专门去看了与会同志的宿舍。
陪毛泽东一同回住地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以及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卫生部副部长朱琏等人到此想告辞，让毛泽东休息一会儿。
“你们先不忙走嘛！”毛泽东不想送客，“再坐下谈谈！”说完，自己先落座。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些合作社和工农业生产的近况。
陶铸说起，广州有个糖厂，产量高，但怕销不掉那么多产品，打算砍掉。他问毛泽东，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毛泽东想了想，不表态，把脸转向朱琏，向她提了一个问题：“你是江苏人，你谈谈，你们江苏人喜欢吃糖吗？”
朱琏想都没想就回答，当然喜欢吃糖。江苏人吃糖，不仅偏爱甜食甜点心，尤其无锡、苏州一带，烧的菜里就没有一样不放点糖的。妇女生孩子，坐月子，更讲究吃红糖补身子，亲戚朋友前来探望，糖也是传统的缺少不了的礼品。
“江苏有多少人？妇女人数能不能占到一半？其中育龄妇女约占多少？”毛泽东和在座的各位一五一十地算起来，结果是需要用糖的数字不小。
毛泽东感到是自己表态的时候了，他吸了口烟，挥挥手：“好了，你们的糖厂不要砍了，产品多，在广东销不掉，就送到江苏去销吧，江苏老百姓喜欢吃糖。”
停了停，他接着说：“少则就贵，多则就便宜。”他用手指一圈在座的人，“像我们这些有糖吃的人，一定要为想吃糖而吃不到糖的人想一想。”①
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为发表《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给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同志写信：“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①
19日下午4点，卫生部副部长朱琏接到通知，要她现在就和洪敏医生一起去见毛泽东。
1955年4月，毛泽东曾经在杭州和朱琏谈针灸方面的事。对这件事毛泽东很关注。差10分钟5点，朱琏等人到时，毛泽东已经等在那里，正和江青聊着什么，看见她们进来，都站起来迎接。
握住朱琏的手，毛泽东张口第一句话便是：“办了针灸学院吗？”
朱琏回答说：“还没有办，现只有一个针灸研究所。”
“不是还有一个中医研究院吗？”毛泽东问。
朱琏介绍道，针灸研究所就是中医研究院的一个直属单位。她又顺便介绍了研究院其他几个直属单位的情况。毛泽东用手指记着数，对中医研究的组织编制很关心，特别问起了中医研究班学员的学习情况。听说在这个班学习的60名学员都是从高等医校毕业的西医，眼下临床实习还没结束，毛泽东说：“这个班有60名西医专门学习中医，好呀，但他们是不是真的诚心诚意地学呢？”
朱琏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也并不等她的回答。他只是自顾自地发表对中西医的看法：“我看，西医治感冒就很少办法，中医治感冒有时只要一副药就治好了。替我治感冒的中医就是用一副药。”他举出自己身边的例子：“此人姓刘名惠民、山东卫生厅副厅长也。我要他留一个药方，感冒时就用，昨天下午我吃了一次，晚上又吃了一次，熬一副汤药分两次服，出了点汗。今天感冒就好了。”他把脸转向江青，微微地点着头，又回头问朱琏、洪敏：“你们知不知道中医治感冒的药？”
朱琏随口举出一副，并说刘惠民中医治感冒的那副药的方子，自己已抄录了一份。
“咳，西医治感冒，只会用些阿斯匹林、抗生素之类。”毛泽东说，“抗生素，我知道它是抗生物的作用。人亦是生物，光靠抗生素，把生命也抗死了，应该叫抗菌素。”
他接着解释说：“我说的抗菌素，是针对着抗危害生命的细菌——当然，有些抗菌的药也许并不能直接杀死细菌，你说是不是？”
他用眼光征询周围人的意见，然后说：“抗生素这个名称有些不通，但抗生素这个名称现在已经用惯了，也不必修改它。我是说光靠抗生素，就可以不死人啦？”
毛泽东的情绪激昂起来，思路也跳跃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卫生部不懂卫生，农村部不懂农村，你们知道吗？现在当然改了，尤其农村部改了。
院外，有不少人正忙着打扫卫生除四害，一个个干得很带劲，真可谓人人动手。
毛泽东的眼光从院外收回来，重复阐述着自己的观点：卫生部不懂卫生，你说是不是不相信政治能除四害？自己以为内行是不行的，还要外行监督。做医生工作的，对于演戏的艺术总是外行吧。演京戏的艺术家梅兰芳是内行，但这个戏到底演得好不好，还要观众来评。有人以为这个戏好演出，或又以为那个戏不好演出，到底好与不好，拿上台去让观众来评，不就可以解决了嘛！
毛泽东的话题转向“老大哥”：“苏联派过三位医学专家来学习了三个月的针灸。回去开展工作了吧？学习的人太少，会忙不过来吧？”
朱琏就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专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展针灸治疗工作和科研工作的情况作了简要的汇报，并说，这些专家学了针灸回去后还开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苏联保健部也准备在莫斯科开办有各加盟共和国医生参加的学习班。
毛泽东点头：“苏联会开展得快的。在苏联大规模开展这个工作，很好。不过，她们学习的时间太短，我们也要给予帮助。”
他又关心地问：她们要办全苏性的针灸训练班，没有邀请我们帮助吗？这个教员还不容易请喽，卫生部有什么办法吗？朱琏告诉主席，卫生部的苏联专家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今年签订的中苏文化协议上也有苏联邀请中国针灸专家去苏联的一条，卫生部准备帮助，至于怎么个办法，最近我不在部里，不太清楚。
“那么，苏联专家来北京学三个月针灸就能使用，是怎样学法的？”毛泽东又问，“她们回去治好一些病没有？现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
朱琏说，主要是教授她们针灸学的历史、原理和基本操作技术，并通过临床实习有重点地让她们学会了35种病的治疗法。她们回去后，对三叉神经痛之类的病治疗效果不错。至于研究，有中国同志参观了列宁格勒神经精神病学研究院，那里的针灸实验室装备了新式仪器正在进行对针灸的研究。
“研究针灸的新式仪器是什么？又有什么作用？”毛泽东的身子向前探了探，语气很关切。
“如三管示波器，”朱琏回答说，“在为病人针灸治疗之前及治疗当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到针灸对病人中枢神经、心脏血管、肌肉运动三个方面的影响。又如‘维修克’，又叫多管示波器，可以在同一时间内观察到中枢神经、呼吸、体温、出汗多个方面的影响。这些仪器在使用时都能同时自动描记。”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听罢，他沉吟片刻，又道：“针灸是可以治疟疾和痢疾的。是可以治吧？你们告诉了苏联医生没有？他们相信不相信？”
朱琏说，针灸可以治疟疾，苏联医生相信，但针灸可治痢疾他们还怀疑。
“他们为什么只相信治疟疾，不相信治痢疾呢？”毛泽东追问。
“治痢疾，我们只有临床经验材料，但不够系统。至于治疟疾，1954年针灸所派过一个疟疾研究组到江西钨矿为工人治疟疾，同时有计划地结合治疗作了研究，数据比较系统，而且苏联专家在北京也曾亲眼看到针灸治好过疟疾。”朱琏回答说。
毛泽东对朱琏讲到的工人患疟疾的情况很注意，一再问到具体的情形和治疗研究的结果。
毛泽东说：“你们研究治疟疾的根本道理没有？据我看来，主要是打破了疟原虫的生存条件，而且许多原虫和细菌的疾病这类问题，根本道理都是一样，你看如何？”
朱琏点头，说根据针灸治疗疟疾症状消失的经过和疟原虫变化的科学分析资料，针灸治愈疟疾的根本原理，正符合主席所说的。
毛泽东笑了：“那么，我也是内行了。”他又要朱琏讲一讲除疟疾和痢疾之外，针灸治疗过哪几种传染病。
朱琏举出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并说针灸和中药配合，可治小儿麻痹症、黑热病，治血吸虫病时针灸还能解除锑剂中毒。说到血吸虫病，毛泽东打断朱琏的话头，问：“锑剂中毒有哪些症状？肝脾肿大、腹水，是大肚子吧？你们怎样参加这个工作的？”
朱琏介绍说，1956年中医研究院以针灸研究所为主力，组织了血吸虫病防治队到杭州工作了半年多，发现锑剂对血吸虫病有特效，但不论注射与口服都有毒性反应，病人会发生呕吐、腹痛以及心跳不规律等症状，甚至有晕倒的。用针灸治疗则可以很快控制这些症状。朱琏说，现在这个方法还没有宣传推广。我们计划再派针灸组去安徽工作。我个人曾提出一个想法，就是单用针灸治疗血吸虫病早期症，如果行的话，不仅可以节省锑剂，而且可以解除锑剂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毛泽东点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也应该那样想、那样做。我想，锑剂能治血吸虫病，也是属于破坏了血吸虫生存的条件的问题。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知道吧？它威胁着一亿人口的生命，侵占到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广东等省，在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周围地区都有，因此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
接着，他又提出问题：“现在针灸在各省市开展得怎么样？开办过训练班没有？针灸医生在全国有没有一万人？西医学了中医的大概有多少？”
朱琏回答说，各省市的情况卫生部可能还没有做过全面的调查。西医学了针灸的已有2500人以上，针灸所在过去几年中已办过20多期针灸训练班，来学习的大部分是西医，他们回去后相继开办训练班，我们也曾派出针灸医疗队到内蒙、西康等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边为农民治病，一边为当地医生传授针灸术，也为工厂和农村开办过针灸训练班。现在全国27个省市大都有针灸工作，但一般来说，针灸在农村还不算普遍。
毛泽东说：“这些工作做得都很好，还需要继续做。”停了一会儿，他又问，“针灸能治癌瘤吗？过去治过没有？”
朱琏说过去在农村中用针灸治过肿瘤，并举出两个例子，其中一位是妇女，她当时患的是腋下肿瘤，诊断为淋巴肉芽肿。
于是毛泽东很仔细地问这位妇女的年龄、针灸治疗和症状消失的情况以及现在的情况。又问起癌瘤的区别和种类，朱琏、洪敏一一回答。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兴奋地连声说：“有名堂，有名堂，针灸也许可以治疗癌病！”
这时，边上有人说，可以把用中西药之后无效的癌病人集中一些用针灸试治。
毛泽东赞同道，可以这样试的，治不好，反正没有方法也治不好。他又问道：“子宫癌，恐怕针灸达不到吧？”
大家解释说，针灸治病并不需要病在哪里针在哪里。
毛泽东不断点头，又重复地说：“针灸大有名堂！”他不由感叹：“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天渐黑了，风也更凉。有卫士走过来劝说主席进屋去，周围的人也都这样说。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的谈兴还很高，他还有问题要问，那就是卫生部的工作怎么样？
朱琏说：“在中医工作方面，过去是定盘珠，现在基本不同了，是算盘珠了。”
朱琏的话说得有趣，毛泽东好奇了：“什么叫定盘珠、算盘珠？”
朱琏说，定盘珠是一拨也不动，算盘珠是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卫生部的工作很繁重，但有些工作显得被动。
毛泽东笑了，他用右手比划着拨算盘的样子，说：“对啦，卫生部工作有些被动，他们连除四害也信心不足。不知道政治可以除四害。算盘珠不拨不动，一拨就动，很好，我们大家都来拨。”
话题又转回到外行与内行上来，毛泽东说：“事情要大家来办，外行监督内行，内行就可以更加内行。梅兰芳演京戏是内行，他不会看病，在医生这一行上，他是外行，但他有了病，就是医生的病人了。医生治病是内行，在戏曲艺术这一行上是外行，但医生看戏时是观众。戏演得好不好，由观众来讲，医生看病好坏，得由病人来评。当然，医生也可以懂其他不少事情的喽！”他问朱琏：“你会写小说吗？”问完，他自答：“你也会写的喽。你认识黄树则吗？他是个医生，他也会写小说。”
顿了顿，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了，同样是重工业，做冶炼金属工作的，对于有色金属也是外行。现在化学原料就有一万种。新鲜事物越来越多，”他把脸转向朱琏等人，“所以卫生部应该相信政治能除四害。”
天转阴了，一股风穿过院子，凉凉的。怕是要下雨了吧？南方的雨很多的。大家再次让毛泽东进屋休息，说主席的感冒刚好，可别再着凉了。
毛泽东站起身来，仰头看看天，穿上制服外套，迈开步子，不是朝屋里而是向着院外走去，他对大家说：“哪里有那么要紧？我们去散散步吧！身体是要锻炼的。”
等朱琏她们赶上他，他又打开了话匣子：“除四害，要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大家搞，卫生技术也不是不要，但前提要弄清楚。”①
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
23日，毛泽东写《临时通信》：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
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连夜赶工，有七天至十天时间也就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底子，赶一下不甚难吧。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属（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此件用电话通知。
毛泽东
1958年4月23日
刘邓阅，罗光禄用电话通知杨尚昆，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区。①
25日，毛泽东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作了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率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②
当日6时，为召开广州会议，毛泽东给周恩来等写信：
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同志：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最好本（二十五日）日动身，以便开四天会，卅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
毛泽东
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刘邓即阅，用电话即发。①
27日，毛泽东为当天的会议起草了讲话提纲：
15年能否超过美国？
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仿电力部报告（还有冶金部），十天内写一个长报告是否可能？供党大会用，我也要用。
各部的措施和资金，总投资，怎么样？着重1958年。
各部思想整风怎么样，（以红带专）
大权统一于中央是否可行？
有多少人关于1953年的决定草案？有无可能，什么时候做出一个正式决定？
第三次党大会（1959），是否可行？
可否宣传集体决定了方针？似乎有两派，态度各一。
党、政、军、民、学五方面都如此。②
27日至29日，毛泽东在广东省警卫处的游船上召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研究我国工业建设问题。会议连开三天。毛泽东每天在二沙头附近江面游珠江。又开会，又游泳。
27日，根据资料，毛泽东的实际工作情况如下：
下午2时40分，在住地开会。6时15分上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休息，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
晚上8时在船上继续开会。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2时30分。③
当日，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15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5年），表示了态度。
毛泽东认为“15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毛泽东说：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
29日，广州会议结束。
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泳。3点45分，毛泽东到广州棠下村视察。
毛泽东坐车到了棠下村。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长朱光，刚要把社干部介绍给他，上百位农民呼啦一下就围拢了上来。村干部们快把嘴说破了，才使人群闪出一条小道。毛泽东在前，大家四周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请进社办公室。桌边早已坐满了人。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毛泽东落座，逐一问完农业社干部的名字、年纪，开始转入农业生产情况。“今年比去年好得多了。”钟叙本答道。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社员自养的多少？”“300多头。”
毛泽东点头：“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陶铸不失时机地向大家做起宣传鼓动工作：“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年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上一句：“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散不了，铁桶江山！”社支部书记梁富利回答。
“散不了，为什么？”毛泽东并不满足，要刨根问底。
钟叙本接过话头：“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一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毛泽东问。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毛泽东慢慢说道，脸上有了满意的表情。
陶铸问钟叙本：“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说：“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大家笑了，毛泽东也很开心。他勉励社干部们有事要多和群众商量，把生产搞好。桌子另一边有几位干部一直没吭声，毛泽东注意到，指着他们问朱光：“这几位同志是谁呀？”朱光连忙作了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会书记、乡基层党委书记们。
陶铸打趣道：“现在是四级干部在一起。”
“哪里是四级？”毛泽东转过头，对陶铸说，“连你，我，我们是六级干部在一起了！”
休息过后，毛泽东去看村庄西北面的干部试验田。聚在办公室门口的人群也尾随而去，尽管有人挡着，劝阻着，还是有人不顾一切地把手伸给毛泽东，希望能握上一握。
“这禾长得不坏！”毛泽东细细地看了路边的田，赞道。
陶铸问社干部：“一造能打多少？”
“大约700斤吧！”社干部答。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毛泽东问。
社干部说：“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田埂而行。此时的广州，已是火一般炎热了。基层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
毛泽东接过来，端详片刻，戴上，很细心地系上系带，眼睛四周望一圈，说：“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走着走着，他在一块菜地边站住脚：“这是什么？”
边上的人连忙下田指着一种菜说这是藿香，又指指周围，说那是黄瓜、豆角、生姜，一块田同时种了四种作物。
毛泽东点头同意：“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说着看着，到了干部试验田边。社副主任钟礼明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问：“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这时，忽听人群一阵骚动。一位妇女满头大汗拨开人群使劲地往前挤。别人问她干什么，她不理，只管往前。挤到毛泽东身后，她站住了，竟将手里的一柄布伞撑开，小心地遮在毛泽东的头上，挡一挡炙人的太阳。毛泽东发觉了，转头向她道谢，那妇女只是笑，并不开口。就在他回头的时候，他发现小渠那边的田埂上站满了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齐齐地盯住他，却不靠前也不挨近过来。毛泽东乐了，鼓励般地迎上前去。终于有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大胆地跳过渠，把自己的手伸给毛泽东。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毛泽东看得出，这些学生不是本村的孩子。任溥华告诉他，他们是广州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显然很高兴：“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任溥华尽量用普通话作了回答。毛泽东连连点头：“你们都懂得一点，可以讲一些了。”他又一指这些学生，问社干部：“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社干部答道：“社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西沉，毛泽东结束近一个小时的视察，准备离开。四面八方的人流也顺着一个方向移动着，而毛泽东，他几乎握尽了由农民那里伸来的每一只手。①
30日晚上，离开棠下社，毛泽东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的耕耘、水利、水产和土壤肥料四个馆。在水产馆，他指示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②
5月1日，毛泽东一行乘机返京。
专机到武汉停留，2日，飞抵北京。
 |  |
| 相关专题 |
| · 图书连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