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正确引领对苏联历史经验的认识

国内反响

1956 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更加关注经济建设问题，开始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探索。《论十大关系》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一论”为这篇重要文献的形成贡献了许多重要思想。“《论十大关系》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苏联为鉴戒）方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则从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方面，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一论”成为八大前后一些地方自主开展学习活动和整风运动的主要参考文献。

同年5 月31 日，《人民日报》第3 版发表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15 周年的文章。该文认为，《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从理论和实际的有机结合上科学地分析了教条主义，深刻论述了从实际出发的问题。该文引用“一论”中的一段文字，说明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革命经验上存在的教条主义习气：“死啃书本、硬搬外国经验”，而《改造我们的学习》则是破除教条主义迷信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可以看出，理论工作者已经注意到“一论”若干论述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了。同月26 日，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谈到“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时介绍了4 篇文章，其中之一即为“一论”。他指出，这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批评，斯大林是既有大功劳，又有大错误，而功劳多于错误的同志”，以此说明“可以有这样的批评，既不是过火的打击，也不是不痛不痒，而能使很多人得益的批评”。他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人民学习，但在学习苏联时，学习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机械搬运，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56 年7 月25 日至8 月1 日，中共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了7 年内党领导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认为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是山西党和政府领导机关中滋长着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为改变上述情况，会议决定以一年的时间组织县委以上干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件，结合实际工作，揭发和批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同年8 月25 日，河北省市级以上机关中的党员和干部开始学习“一论”等整风文件，边读文件，边联系机关实际，揭露领导工作中的问题。从同年9 月1 日起，陕西省级、西安市级和县级机关部、科长干部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论”五个文件，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同年9 月初，山东省省级机关中层以上干部，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开始学习“一论”等五个文件，检查实际工作存在的有害思想作风，研究改进工作。同期，中共青岛市委也在县委以上干部中布置学习“一论”等五个文件。

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继承“一论”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观点，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以大力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继承和发展了“一论”中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加强集体领导、实行群众路线的思想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原则：“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根本问题是在于努力减少党组织和党员在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为了力求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便利于集中群众的经验和意见，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毫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于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等等。这些规定，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

“一论”、“再论”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形成的重要环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论”一般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再论”一文则在开头就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作为全篇立论的根据。 “再论”发表后在国内形成了一个讨论热潮，但“再论”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很少说国内方面的事，并且关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也没有进行详细的分析，只有一个原则的说明。对“再论”的讨论热潮很快被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热潮所替代。

对“再论”的讨论主要以两种方式出现，其一是作为文件加以学习，如“再论”第一次在广播电台广播时，清华大学学生冒着严寒站在露天的喇叭下听广播，次日读报纸后，组织学习讨论。山西省各级组织根据“再论”精神，集中地向人民群众进行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的教育，关于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党与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的教育。通过开展讨论、领导干部作报告等办法，肯定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

其二是引用“再论”观点，捍卫正确观点和方法。如陆定一《略论是非关系——学习‘八大’的笔记》一文提出，对党内的是非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以对斯大林错误的分析和功过的估计为例，认为“一论”、“再论”“说得十分明白和正确，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具体分析的榜样”。陆定一引用“再论”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认为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1957 年1 月15 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解放日报》编辑部、《学术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再论”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高等教育科学工作部负责人应邀出席。与会者一致强调文件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总结了我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同时在理论上概括和阐发了当时国际关系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对学术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学习“再论”有助于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多数与会者还认为该文件着重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修正主义思潮，为捍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团结，必须站稳立场，划清敌我，明辨是非。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第一，“一论”、“再论”在中国领导层中形成的反响，主要体现为开始深入探讨如何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中国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完善和发展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一论”、“再论”在国内反响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作为文件加以学习、为实践提供理论借鉴，作为观点和方法的载体加以运用，以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立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加以讨论，以扩展视野、剖析社会思潮；第三，“一论”、“再论”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形成过程的重要环节，它们所包含的思想理论观点为党的重要文献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吸收、坚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