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的决策与张闻天

《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同志说:“遵义会议和西安事变是张闻天一生中贡献最大的两件事”。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大发挥了他善于协调善于团结的个人特长，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为全民抗战的形成并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在保安接待了共产国际派来的“特使”潘汉年，并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听取了他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以及和南京接触谈判的情况。8月10日，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张浩、凯丰、洛甫、李德、尚昆、周兴、小开、稼祥、泽东、恩来、伯渠、林彪、罗迈、定一、博古、克农、亮平”。这次会议促成了从“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的根本转变，会议形成的《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要推动南京进一步向抗日方面转变(动摇)》等三个文件，成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思想源头。

1936年4月1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派刘鼎到西安，让他担任中共在西安张公馆的常住代表。8月9日，张闻天和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又联合署名致信张学良，准备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和刘鼎一起协助张学良工作。

1936年6月30日，刘鼎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要中共帮助他训练干部并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日，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说:“张学良自南京回来后，马上要求我党加派领导人才去东北军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7月2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主张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在张闻天这个大胆主张的背后，我推断，张学良的入党问题，此时已经基本敲定，否则，张闻天是明确表态不主张在东北军中大量发展中共党员的，因为，若张学良不是党员，在东北军中大批发展党员是不合适的，即:就在两个多月前的5月1日，张闻天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东北军问题时还特别指出:我们的方针基本上是政治争取东北军使其走上抗日的道路，“就是有要求入党的，我们也要说，抗日是最主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