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陈利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胡耀邦》。本书描述了胡耀邦出身浏阳河畔、从小投身革命，参加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后主政川北行署，执掌共青团中央，湘潭挂职锻炼，陕西主政两百天，历尽“文革”磨难，整顿中国科学院，拨乱反正闯禁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主管宣传理论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等70余年艰难跌宕、曲折传奇、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人生历程。【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赴京受命
1952年8月，北京的初秋，天高云淡，繁花似锦，气候宜人。年方37岁的胡耀邦，受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的重托，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任上，接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
此前一个月，胡耀邦的顶头上司身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于7月调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曾向中央提议受他赏识的下级胡耀邦调来北京工作。此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需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三位接替冯文彬的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他们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有团的工作经验，而且都是年轻的省委干部。名单到了毛泽东手里，他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
毛泽东找赴京上任的“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谈话，风趣地问他：“你敢不敢在知识分子面前作报告？”胡耀邦坚定地回答：“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一定敢字当头，做好团的工作。”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对他说：“好，我就要你这样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除了党的中心是团的中心外，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东西，是学习、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
胡耀邦聚精会神地听着，频频点头，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铭刻在心间。
接着，刘少奇也找胡耀邦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寄予愿望，对他说：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的经验，你当过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人缘好，能联系多方面的关系，能听从党的安排，选来选去就选中你。
的确，胡耀邦从来以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在川北工作时，他曾豪情满怀地在干部大会上说：“党分配到哪里，就到那里，分配什么工作，就不讲价钱，把工作做好。”如今，他身体力行，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青年领导工作岗位。
胡耀邦上任不久，在党中央的支持与领导下，于8月25日至9月4日，主持召开了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会议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通过讨论，从思想上原则上基本弄清了青年团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会议改选和扩大了团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等9人为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等5人为候补书记。
胡耀邦来团中央，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才三年，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夕，面对经济建设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可循，所以，开展青年团工作困难很大，任务艰巨。胡耀邦经过慎重思考，周密调查，针对青年团工作“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果断提出了“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工作指导思想。这既表现了一个青年干部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也表现了积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
随后，胡耀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团的认识，带领全团开始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在团的独立活动中，如何处理好青年团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从而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这是胡耀邦日夜深思的问题。
胡耀邦用太阳系中地球与太阳的运行关系来生动地、形象地说明青年团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说，青年团要像地球，既要围绕太阳公转，又要自转，要把公转和自转结合起来，既要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中心工作，又要积极主动地开展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这一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发挥其最大能量，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的消息不胫而走，机关的同志个个喜形于色，大家得知他在中央苏区曾任湘东儿童总局局长、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等职，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青年工作者，大家对他寄予厚望。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满北京东城区关东店一号的一个大四合院。进入褪了色的朱红漆大门，但见一棵参天大槐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环境十分幽静。胡耀邦一家就住在这里。是夜，《中国青年报》的几位负责同志兴高采烈地来看望新来的团中央年轻的一把手。
胡耀邦留着平头，身材矮瘦，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深邃智慧的光芒。他衣着朴素，圆口布鞋，俨然一个风尘仆仆从前线回城的战士。他热情、坦诚、健谈，给人以亲切感，连说“大家随便坐”，使来客顿感无拘无束。
来客三句话不离本行，请胡耀邦指示怎样办好团报的问题。屋里顿时寂静下来。胡耀邦吸着烟，微笑的面容显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他吞云吐雾，谦虚地说：“‘下车伊始’，怎能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哩！还是请你们先发表高见吧。”
大家感到轻松自然，以张黎群、陈模为正副总编辑的几位团报负责人便争先恐后地向胡耀邦汇报了工作概况。他认真地听着，还不时地做着记录。然后，他详尽地询问团报的组织、人员、编辑以至印刷、读者反映等情况。
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脑子在快速地思索，讲话时抑扬顿挫，谈锋犀利，出语非凡。他有见地地说，团中央之所以办《中国青年报》，是为了通过它指导青年工作，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它区别于党报和其他报纸，具有青年特点。你们办的报纸我看是有青年特点的，今后要使这个特点更加突出。办报不像上课，也不像编杂志，而是必须提出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他还深情地说，对青年讲道理还是必要的，因为青年对很多事情是非观念不明确，需要对他们比较系统地讲些道理。但最深刻、最能感动青年、影响青年的，还是要通过具体的事例，让事实说话。必须以事感人，以情动人，晓之以理。
当谈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胡耀邦不禁激动起来，他从座位上霍地站起来，猛吸了一口烟，习惯地用右手一挥，慷慨地说：“报纸是号角，要鼓舞人们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有气无力，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到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有色，有言论，争取每天有一篇社论。”
胡耀邦从报纸谈到团的建设，从革命经历谈到当前形势，谈兴甚浓，已至夜深人静。客人请他和报社全体干部见面，他欣然允诺。
不久，胡耀邦来到《中国青年报》全体干部中间。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他就在团中央机关食堂与大家见面聚谈。他笑容满面地说：“不要作什么报告，请同志们提问题吧。”于是，一张又一张条子纷纷送到他的手里。他根据大家的提问，一一作答，语言亲切坦率、深刻尖锐，令人心悦诚服。最后，语惊四座：“一个人做工作，免不了犯些错误，我来团中央工作，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
胡耀邦刚上任不久的一天晚上，团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胡耀邦精神抖擞地向席地而座的全体干部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团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有我们青年团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沉思片刻，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今天在座的同志们经常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一旦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若是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他坦诚、真挚、生动的报告，激起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胡耀邦同志与团中央机关干部同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一日三餐与大家同坐共席。他的饭量不大，吃惯了辣椒，北京菜不合他的口味，大家劝他另开小灶。他风趣地回答：“你们不要孤立我嘛，大家同吃一锅饭，有说有笑才香啊！”他一直与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餐前后，他都无拘无束地和大家交谈，相互了解和熟悉得很快，思想感情得到及时交流，毫无隔阂和成见。特别是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就在这种场合把最新的消息和会议精神迅速地告诉大家，使之先听为快。当笔者访问原团中央书记刘导生时，他激动地回忆说：“当时这种愉快的情景过去四五十年了，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十分令人留恋。”
笔者于2000年9月访问原《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请他谈谈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时的情景，他深情地说：“耀邦同志一来到团中央，便马不停蹄，深入青年工作系统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研究，制订工作规划。他满怀豪情地要在新中国青年事业方面有创造性的建树，将一个联系全国亿万青年的团组织办得朝气蓬勃，有声有色，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能够真正代表青年切身利益，切实保护青年权益，引导青年健康成长，从而真正成为全国人民依靠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先锋力量，成为真正鼓舞青年人奋发向前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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