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人物修撰年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是历史人物研究的基础工程。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年谱的陆续撰修和出版，为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为现当代中国政治领袖思想与生平研究提供了丰富、珍贵而又可靠的资料。《邓小平年谱》截至2009年12月已经全部出齐。《邓小平年谱》的编撰和出版与其他年谱相比有所不同，即首先编辑和出版1975至1997年卷（两册）。这自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密切相关。如今推出的三册150余万字的1904至1974年卷，使邓小平年谱终于完整呈现。通读这一卷年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它和1975至1997年卷编撰指导思想和风格的一致。这一卷同前一卷一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史料，清晰地呈现出邓小平的生平与思想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年谱（1904—1974）》对于邓小平生平与思想研究特别是生平研究更具特殊价值。因为“文革”后期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活动和思想，一直是党史学界、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也一直是宣传领域的浓墨重彩所在，亦为社会各界所熟悉。而1975年前的邓小平研究则相对薄弱一些，加之时代间隔远、邓小平当时尚未成为历史的焦点人物，所以社会一般人士知之不多，知之不详。因此，这一卷年谱的出版自有其特别意义。
一、七十年生平的素描
就邓小平研究而言，以生平与思想分，思想研究主要是邓小平理论研究远胜于生平研究；就时段分，“文革”后的邓小平研究远胜于此前的邓小平研究，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当然，这并非是说生平研究不重要，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不重要。而《邓小平年谱（1904—1974）》（以下简称“年谱”）的主要价值之一是为邓小平生平研究、改革开放前的邓小平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可靠的资料，为邓小平前七十年生涯画出了清晰的轮廓。年谱撰修的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对谱主生平轨迹的清晰记述，对其主要活动和贡献的清晰呈现。通读年谱，这一点无疑做到了。在1904年至1974年间，有几个时期对于邓小平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主要包括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与刘伯承等共同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指挥中原地区的解放战争包括淮海战役、领导解放大西南并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期的工作。年谱的主要篇幅是对这些关键时期的记叙，提供的资料是丰富的。例如对于广西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筹备过程，年谱反映，“立三路线”于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被终止后，由于红七军前委并不知晓，虽然邓小平、张云逸认为“与势力强大的敌人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却只好依然执行攻打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战略，决定攻打柳州、桂林。其间虽然也曾攻下某些城镇包括广西全州、广东连州等，也有临战之际的灵活处置，避免了全军覆没，但总的来说是在湘粤桂边辗转反复，左冲右突，损失巨大，直到1931年2月从广东乐昌地方党组织那里得知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年谱对邓小平领导晋东南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记叙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与日伪军作战包括反“扫荡”的情况，特别是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的往来电报，为研究八路军特别是一二九师的历史提供了丰富史料；其次是与国民党军队、军政人员的关系。晋冀鲁豫根据地周边驻扎着大量国民党武装，主要是阎锡山、石友三、鹿钟麟、孙殿英、高树勋、庞炳勋等部。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不仅关乎根据地的生存，而且关涉国共两党的合作、关涉全国抗战和政局。年谱记叙了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如何对国民党军队以礼和以理相待甚至作出巨大让步，如何判断和利用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关系和态势并采取不同策略，如何对顽固反共军队进行计划周密的反击等等情形。三是根据地建设，包括自上而下的创建和自下而上的巩固方针及其实施，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方针，政权建设策略，保卫根据地的“总体战”方略等等。抗日战争是邓小平生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邓小平作为地区最高领导人（1943年10月后则全面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主持根据地党政军全面工作，这对于其领导经验的积累和领导风格的形成十分重要。从抗战胜利后至进军西南，年谱主要提供了大量的军史资料，为研究局部内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围歼麇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大量准确、可靠的史料。
新中国建立初期，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年谱对这一段两年多时间内邓小平的工作和活动的记叙亦很详实。西南局管辖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后并入四川）四省，这一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和影响较弱，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同时国民党起义和投诚军队达90万，众多地方和少数民族地区保留着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军政人员（用邓小平的话说，即“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90页。】。加之西南局在一段时间内还兼有指导进军西藏和西藏工作的责任。所以，经略西南，任务极为艰巨。通过阅读这一段的年谱可以了解到西南地区工作的纷繁复杂，也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全局问题的能力。在工作重点先放在接管城市、之后转到农村、土改完成后再转向城市的三步走工作部署方面，在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策略方面，在农村土改的步骤和政策方面，在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的审慎工作方针方面，在民主建政中的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均能体现出邓小平总揽全局的能力，而且多次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赞赏，批示“完全同意”、“是正确的”、“很好”等，有的经验总结和做法还被批转全国学习或参考。
1952年8月邓小平调中央工作，先是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中共八大以后一直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文革”，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年谱约二分之一的内容是对这段时期的记叙。单从资料的丰富性和价值度上看，这段年谱首先给阅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特别是邓小平直接领导和参与的中苏两党会谈。其次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邓小平对国民经济全局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关注和思考。再次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在江西数年的情况、给毛泽东的几封信、复出前在江西的参观和考察、复出之初的主要工作尤其是外事活动和主管体育工作的情况。虽然着墨不多，但毕竟让人们对“文革”中的邓小平多了一些了解并且是准确的记载（年谱中这部分可能是继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后，对“文革”中的邓小平记叙最系统的资料）。最后是丰富了新中国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和运动的研究资料。从1952年特别是1956年开始，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邓小平几乎均参与其中，并且诸多决策都通过他先后领导的中央秘书长会议和中央书记处组织落实。
年谱除了在邓小平生涯的关键时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外，在其他时期，如留法勤工俭学和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主编《红星》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任职和工作等也作了清晰的记叙，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邓小平在1904年至1974年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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