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基辛格1971年密谈中的台湾问题及日本因素

　　结 语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做出妥协。其二，将台湾问题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两步走，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人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Department of State， U.S. Strategy in Current Sino-U.S. Talks， Secret， Strategy Paper， January 21， 1970. DNSA， Item Number： CH00120， pp7—8； Memorandumfor the President's File， Subject： Meeting Between President， Dr. Kissinger and General Haig， Thursday， July 1， Oval Office， Washington， July 1， 1971， FRUS， 1969—1976， Volume XVII， pp354—357.）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尽管并不为尼克松的访华铺设任何前提条件，但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关于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没有表示出担忧，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台湾的意图。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从而反制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