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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

——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周公馆和红岩村

刘立群

2014年02月17日14:0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再登红岩村 首提“红岩精神”

1985年10月13日当天,我们就得知第二天邓大姐要到红岩村去,并且还是同样的规定:不能带录音机和照相机。鉴于头天记录的辛苦和速记的不完整、不准确,14日一大早,我就到了红岩村办公室,借出了当时我们馆里唯一的一台“砖头”卡式录音机,并说服了领导,悄悄带上录音机,“混迹”于馆里的接待人员之中。

14日上午,山城重庆的天气十分晴朗,正可谓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邓大姐在距1960年25年之后,又踏上了红岩村她熟悉的石板小道。下车后,已经有不少群众自发地在停车场伫候欢迎。我们簇拥着邓大姐慢慢地沿着红岩村的石板小道,往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大楼走去。我尽量靠近邓大姐,当她说话时,我就把录音机拿出来,尽可能地把邓大姐的声音录进去。这时,邓菱馆长才告诉我,负责接待的市委副秘书长徐雄传达了邓大姐的意思,允许纪念馆的同志录音和拍照。

驻足忆房东 难忘故人情。走过“大有农场”牌坊,过了黄葛树,邓大姐指着小路两边说:“这里原来都是栀子花,开花的时候,非常的香。”来到原红岩房东饶国模的旧居前,邓大姐指着门前空坝:“这里原来有一棵很大的玉兰树咧。”

她停住脚步,仔细端详着这栋二层小楼墙上有关介绍饶国模的说明文字,因有些字看不清楚,邓大姐要王明湘馆长把说明牌上的文字念给她听。听完后,邓大姐不无感慨地说:“介绍饶国模,不能就这样轻飘飘地说几句哟!你们这个说明太简单了,你们没有说明当时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人家(指饶国模——作者注)是在什么样的一种背景之下给我们帮助的。”

接着,邓大姐讲述了当年我党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迁往红岩的情况:“那是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的时候……在此期间,刘太太(指饶国模——作者注)对南方局和办事处人员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关于红岩的房租,邓大姐说:“当时我们同饶国模签了一个租约,三年以内不收房租,三年以后每年收多少多少,但实际上三年以后饶国模也没有收我们的房租,不仅没收,反而还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饶国模的这栋小楼,对于邓大姐来说,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那就是她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都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短期住过,并曾得到过饶国模的关心和照顾。对饶国模这样一位在我们党困难时期曾经给过巨大帮助的人士,邓大姐是难以忘怀的。

后来,邓大姐还专门到红岩山谷深处的饶国模墓前,向饶国模默哀致意并献上了一束鲜花,以表达她对这位昔日朋友的缅怀之情。

轰炸何所惧 照相鼓士气。来到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前,邓大姐站在石阶上,望着这座当年她和周恩来进出过无数次的楼房,看着这个他和周恩来曾经战斗和栖息过的地方,往事如潮水般地涌现在她的脑海里。

邓大姐站在办事处的传达室门前,对陪同她参观的人们说道:“你们还记得我和恩来在这里照的一张相吗?”接着,邓大姐讲道:“有一次日机轰炸,我们都躲在防空洞里。这次日机轰炸得十分厉害,连防空洞口也落了炸弹。从防空洞出来后,见办事处大楼也给震垮了一部分,我和恩来就在这被震垮的楼前照了一张相。我们照这张相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示我们不怕轰炸,表示我们无所畏惧。不然,我俩干嘛要在这里照张相呢?”

说到这里,邓大姐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十分地道的重庆话补充道:“不然没得意义,照它做啥子哟!”

邓大姐风趣幽默的语言,引得周围的人们都笑了起来,邓大姐自己也开心地笑了。从邓大姐欢乐的笑声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同志们在红岩山谷里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风貌。

“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邓大姐十分注重红岩革命纪念馆复原陈列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强调在陈列中“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她老人家1978年在北京接见我们时就反复叮嘱的。这次重返红岩,邓大姐又十分自然问起了她和恩来在红岩房间里的布置情况。

由于一路上山,邓大姐有些累了,所以同13日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一样,邓大姐都没有上楼,她就站在楼前的空坝上问王明湘馆长。王馆长告诉她:“现在床上的被子是按照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复制的,被面是布的。”邓大姐对这种布置表示满意。但邓大姐又说:“其实不要被子也可以,就是一个床有什么不可以呢?纪念馆的陈列就应该再现当年斗争的艰苦性,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邓大姐虽然没有完全反对在陈列中用复制品去代替历史原物,但是,她的思想十分明确,那就是要尽量忠于历史,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纪念馆旧址的复原陈列工作,要尽量反映出当年斗争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只有这样,纪念馆才能真正起到启发和教育参观者的作用。1978年在北京会见我和王馆长,以及前一天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时候,邓大姐都曾多次纠正我们,以前说曾家岩50号的一个住户刘瑶章是国民党特务的说法是错误的。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做党史工作的,一定要实事求是,任何事情不要搞推论。”

提笔思良久 落墨现精神。来到当年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礼堂,这里已被作为纪念馆的一个大的活动室和会议室,邓菱馆长请邓大姐一行到礼堂里面稍事休息。经过一路的故地重游和向随行的同志们讲述往事,邓大姐有些累了。她也就在邓馆长的安排下坐在藤椅上休息,陪同和随行的谭启龙、于汉卿等同志都自己找凳子坐下休息。

这时,重庆市政协副秘书长胡北淇对邓馆长说:“你们纪念馆不是想让邓大姐给你们题字吗?现在正好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请邓大姐写吧。”此前的接待工作安排中,好像并没有题字这个项目。匆忙之间,已来不及拿毛笔、墨汁等文房四宝了,好在邓大姐说她也不用毛笔。

于是,邓馆长急忙吩咐工作人员拿来宣纸和泡沫签字笔,铺在桌上请邓大姐题词。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俯下身子,轻声建议着要邓大姐写什么,但邓大姐只是听着没有动笔,她自己在思考着、斟酌着,坐在一旁的邓馆长也给邓大姐递上了一个小字条供她参考。

邓大姐以前从来没有给红岩写过字,她在考虑着该写什么。不一会,邓大姐落笔了。只见她从上到下,依次写下了“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个大字。旁边的赵炜不停地提醒她“字写大点,字写大点”。“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写完后,邓大姐提行落款:“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刚写完最后一个“日”字,赵炜又提醒说:“于红岩。”邓大姐在此时又稍作停留,最后写下了“重返红岩”四个字。这时,站在一旁观看的同志们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这是第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红岩精神”这个命题和概念。后来,江泽民同志又把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并提,归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胡锦涛同志也一脉相承,提出学习、宣传和发扬“红岩精神”。邓大姐“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的题字,为我们党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注入了新的内容,也是后来重庆市委提出“弘扬红岩精神,塑造新一代重庆人”口号的肇始和发端。

“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从礼堂出来后,邓大姐一行就去了饶国模墓和红岩公墓。由于路不好走,四个强壮的小伙子抬着邓大姐坐的轮椅,先到了饶国模墓前。邓大姐走上墓台,向这位昔日的房东、红岩的主人和我们党的挚友、并最终成为同志的饶国模献上了一束鲜花。

来到红岩公墓,这里安葬着邓大姐的母亲、周恩来的父亲以及抗战期间在红岩病逝的一共13 位大人和小孩,里面既有亲人,也有她熟悉的战友和同事黄文杰、李少石等。墓前,邓大姐默哀良久。邓大姐知道,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来看望她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了。我们心里也明白,邓大姐是来向自己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以及当年的战友和同事们作最后的告别,这也是她这次红岩之行的目的之一。邓大姐默默地献上鲜花,我们跟着她向红岩公墓三鞠躬,然后跟着邓大姐绕公墓一周。一路上,邓大姐几乎没有说什么话。

邓大姐就要离开红岩了。此时,邓菱馆长早让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在原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大楼前的台阶上站好了队,等着邓大姐来与大家合影。邓大姐见到红岩的年轻人,心里十分高兴,她不停地向大家挥着手,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是被安排随行邓大姐作记录的,来到办事处旧址时,大家都已经站好了队,于是我就站在前面几排的凳子上。照完相,邓菱馆长和王明湘馆长就近拉着纪念馆打字员李建华的手,向邓大姐介绍:“这位是我馆的打字员李建华,为打《南方局大事记》,手上都打起了茧疤。”邓大姐拉着李建华的手,心疼地抚摸着。然后,她转身向着纪念馆的同志们大声说道:“谢谢大家,同志们辛苦了!这个馆就交给你们了,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希望你们把红岩的工作做得更好!”看着红岩的年轻人,邓大姐似乎看到了她所题写的“红岩精神”在发扬光大,并且“永放光芒”,代代相传。

邓大姐就要离开红岩了,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说7年前我和王明湘馆长在北京采访过她的事。走到黄葛树时,我靠近邓大姐和赵炜,说起了这件事。邓大姐和赵炜都清楚地记起了7年前的我。“哦!你就是7年前在北京采访的小刘。”邓大姐拉着我的手。赵炜还嘱咐我把那次采访的记录稿子寄给她呢!

邓大姐回红岩的消息不胫而走,不论是红岩村附近的居民或是远道而来的观众,都想一睹邓大姐的面容。大家自发并井然有序地站在小路旁,对邓大姐报以热烈的掌声。邓大姐面带微笑,向大家频频招手致意。几位抱着孩子的母亲,都争着让自己的小孩叫“邓奶奶好!邓婆婆好!”邓大姐亲切地抚摸着这些小孩稚嫩的面颊。人群中有十几位从成都来红岩参观的女公安战士,当她们看见了邓大姐后,竟激动得抱成了一团。在大家“邓大姐好”的欢呼声和招手致意中,邓大姐登车离开了红岩。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刘立群,1977年进入红岩革命纪念馆,先后担任资料陈列部主任、编研部主任、馆长业务助理和党史研究部主任等。采访过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等红岩老同志邓颖超、宋平、荣高棠、乔冠华等600余人,为红岩纪念馆征集童小鹏的照相机等一、二、三级珍贵革命文物百余件。参与编辑或撰稿出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雾都明灯——红岩》等多部书籍。独立完成和执行主编了《红岩历史诗抄》及《新华日报暨群众周刊画史》,为红岩和新华日报研究填补了空白。

2010年获任重庆市首批入库社会科学专家。现任社会职务为重庆红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重庆地方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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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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