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洪泉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曾用名华夫，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1933年初，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对李德十分依赖和支持，把第五次反野围剿冶的军事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导致红军作战接连失利，引起红军广大官兵的不满，但博古、李德不认真吸取教训，改变错误做法，反而对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了严厉批评。
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上，李德受到批评，其军事领导方式和战略战术方针也受到批判，并被写入会议的总结决议之中：“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同志指博古，华夫同志指李德） 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政治局扩大会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李德本人参加了遵义会议，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对于李德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伍修权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每天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在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不过这时他已经理不直、气不壮了。事后有人说他在会上发脾气，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这我没有见到。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失势无权了，只得硬着头皮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发言。”
李德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国纪事》中是这样回忆的：“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两天的会议。伍修权显然不乐意给我翻译，而且译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并详细阅读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对于会上对他的批评，他认为是“诋毁”，辩解说：“一个外国顾问既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没有联系，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同时，他坚持认为遵义会议“不是解决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而是一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
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坚持认为自己作为顾问只是提提意见，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而“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党在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了华夫的名字，而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宣布博古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挥权。这次会议以后，他参加红军领导层决策性会议的次数逐渐减少，即使应邀参加，也只是列席罢了。
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义会议结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红一军团去的要求。“我请求允许我在第一军团待一段时间，使我能够在前线的直接实践中更好地认识毛所大肆强调的中国内战的特殊性。这一请求被批准了。”于是，“他的马背上驮满了从军需官那里领来的特殊供应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赶林彪的部队了。三四天之后，他终于见到了林彪。他说，他受到了无礼的接待。不过，他还是收起了他最喜爱的娱乐———打扑克，开始研究毛的战争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长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两个翻译靠打扑克打发过去的”。
红一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早在中央苏区时李德还曾去红一军团讲过战术课，当时他与军团长林彪相处得还算融洽。不过这次前来“蹲点”的李德却自认为讨了无趣：“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关于军事形势，他缄口不谈，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事实上，林彪对李德仍很关照，他特意交代军团管理科的一名科长负责照顾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红军二占遵义城时，李德又回到中央纵队行动，随军转战贵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红军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长征途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据李德回忆，他在会议召开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请，由于没带翻译，只能靠博古边听边给他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会上，毛泽东对以林彪为代表的错误认识和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态时却说：“我们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林彪、彭德怀也没有到场。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会师。8月初，李德被派到红军联合军事学校担任领导。据他自己回忆：“就战术问题上过几次大课，并且进行过几次专题的讲座和图上演习，但大部分时间却是参加‘收割’，甚至有两次参加了一个征粮队。”8月3日，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行动。当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坚决抵制分裂，维护党的决议和统一。他也认为：“我确实也是一个忠实支持者，尽管我对遵义会议持有保留意见。”
对此，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的阎捷三曾有过回忆：一天凌晨，红大师生集合起来准备出发，这时红军大学教育长、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带着人骑马赶来了。他大声传达张国焘的命令，要四方面军的同志都随张国焘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闻讯而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们的争斗。此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毛泽东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上述一幕，见于2006年8月15日《解放军报》上发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挥权之后》一文。在阎捷三《捉放李特的见闻》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彭德怀以及另外几个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也提到了这件事，应当是可信的。李德对自己的这一行动，在《中国纪事》中却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写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军事学校去传达开拔的命令，我这样去做了。司令员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来，其间好像没有发生冲突，早晨我同学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纵队。”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同时将部队进行了重新编组，李德是编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城）。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李德也成了唯一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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