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前排右八）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图为他和与会人员合影

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锤定音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一些突破：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办法。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同一天，即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关于这个座谈会的开法，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就提出，“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他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迅速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与会的33位专家学者。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

他们中既有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又有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北京前，事先对会议内容、参会人员、会期长短等毫不知情。突然接到参会通知的温元凯当时在上海，由于买飞机票需要单位的介绍信，而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他来不及回学校开证明。最后还是上海市政府给他安排了机票，他才从上海乘飞机来到北京。查全性2007年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的”。

令与会者没有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并没有只听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或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再讲几句话，而是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不仅如此，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一扫会议开始时的拘谨，畅所欲言。会议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邹承鲁建议，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

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即表态说：你的16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而时年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15分钟的发言，则引发热烈讨论，把座谈会推向高潮。查全性后来回忆说：“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8月6日下午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原本写了一个大纲。这时，他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尖锐地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4个严重弊病：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