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亲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提纲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迅速突破了原定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提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出六大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篇发言实际上是要纠正“左”倾错误，因而当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从这天起，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3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东北组发出六发“响炮”的同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马上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

1 1月2 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的汇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还谈到：“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 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切中时政，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告知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11月2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邓小平会见了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时事社当天以题为《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达东京，日本共同社于26日晚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于当天北京时间19点以后据共同社消息作了转播。

27日晚7时到11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

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也在28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这样，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外事谈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这次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