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陈毅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从立志实业救国拐向革命的聂荣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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