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部队西征热河，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毕竟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
进入1935年，世界和中国的局势都发生了急剧而明显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华北。《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协定》、“广田（弘毅，日本首相、甲级战犯，1948年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与日“满”合作、中日共同防共）……中华民族的确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亡国灭种已经成为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现实威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新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共同主张的国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方兴未艾，从华北发起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迅速推向全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进入邻近华北和东北的陕甘宁抗日前进阵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 [1]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即将爆发，中国革命已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进入“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2]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早已关注着东北抗日斗争的毛泽东，更加注意着这片热土，注意着在这片热土上浴血奋战的同胞和同志。
早在长征途中，在1935年6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3]在长征到达陕北和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毛泽东立即于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者发表谈话，痛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五大”演说中荒唐无耻的卖国辩。谈话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4]指出这一事实“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恢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5]
鉴于国际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同时又已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继遵义会议之后，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鉴于主力红军在地理上与东北更加接近、介于西北和东北之间的华北地区又即将成为抗日战场的现实，会议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日联军互相配合的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主力红军东征直接对日作战、加紧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对此，决议作了如下的论述：[6]
“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指冀东殷汝耕汉奸伪政权辖区——引者注），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
“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如下……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
瓦窑堡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基本政策策略。在报告中，毛泽东盛赞：“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7]东北抗日斗争的意义，也正如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指出的，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一起，“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8]使革命的阵势从局部向全国发展、从不平衡逐渐向某种程度的平衡发展。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党中央已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恢复联系，得知陈云、陈潭秋、滕代远、曾山、孔原、潘汉年等同志在代表团中的积极工作和在代表团领导下东北抗日斗争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对此满怀喜悦。1936年1月1日，在亲笔起草的致朱德电报中，毛泽东将“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 [9]列为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来取得的八大成就之一。
为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实现主力红军直接对日作战，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虽然在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斗争全局的要求下，东征红军于5月撤回陕北，但已在精神上给予日本侵略者巨大威胁，甚至引发了日本关东军兵力以长城为中心的重新部署。6月15日，杨松以化名“松山”致函周保中等，向东北抗联通报了红军东征的情况：[10]
“自去年七次大会（即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后，吾党新政策在关内已得很大的成效：A、抗日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之下，已到达陕甘，并于最近东渡黄河而至山西省腹地；北出长城而向内蒙绥远进展，这么一来，红军日益接近到与日寇及“满洲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时期了，并且，使全国各阶级民众，日益相信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军队……这是自去年七次大会后，在关内政治形势新的变动，这些变动，对于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有很大的好的政治影响，给游击运动一种推动”。
此前，东北抗联已从敌伪报刊上了解到红军东征的一些情况，并作为制定行动规划时考虑的重点因素之一。杨靖宇从当时的全盘形势出发，敏锐地认识到：“我军处于日寇侵略华北的后方基地，又是内地抗战的前哨和先锋”。[11]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连续两次组织抗联第一路军部队西征热河，一度进展至沈阳、抚顺一带，并在摩天岭战斗中歼灭日军今田大尉以下140余人，终因寡不敌众和天气原因，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而且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尽管如此，西征毕竟“是东北抗日联军同由陕北向长城移动中的抗日红军相呼应的首次试探”[12]西征部队和留守老区的一路军部队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南满地区的日伪统治，甚至伪都“新京”（长春）也大受震动。
在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遥相呼应之际，杨靖宇特作《西征胜利歌》一首，表达抗联战士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殷切向往： [13]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
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
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
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
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
西征大军，夹攻日匪，快快来会面。
日匪国内，党派横争，革命风潮涌，
对美对俄，四面楚歌，日匪死不远。
紧握枪刀，向前猛进，同志齐踊跃，
歼灭日匪，今田全队，我军战斗好。
摩天高岭，一场大战，惊碎敌人胆，
盔甲枪弹，缴获无数，齐奏凯歌还。
同志们快来，高高举起，胜利的红旗，
拼着热血，誓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铁骑纵横，满洲境内，已有十大军，
万众蜂起，勇敢杀敌，祖国收复矣。
注释：
[1][2][7][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255、151、149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页。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6]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0] 政协信阳市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罗山县委员会编 陈光旭、吴隆繁主编：《历史的见证——杨松纪念文集》，2002年版，第166页。
[11][12] 《杨靖宇将军生平事迹》，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吉林文史资料》 第24辑，1988年版，第9-10页。
[13] 赵俊清：《杨靖宇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其中“中国红军，已到热河，眼看到奉天”一句，在本溪杨靖宇西征出发地纪念碑上为“中国红军，已到察绥，眼看要出关”。
（摘自《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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