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
历时14个月，堰渠终于完工，向上连通“金镯堰”，向下让清朝末年没有完成的工程得以延续。灌溉区的旱地改成了水田，粮食逐渐增产。由此，三台有了更多粮食和人力支援前线。这里后来还成为“学生志愿远征军”的发祥地。
这项工程共耗银50.6万元，其中贷款资金47万，剩下的部分，是郑献徵变卖老家房产凑齐的4万银元。郑献徵从没跟子女讲过这件事，他的日记里也没有任何记录，郑碧贤还是从三台乡亲那里才知晓。
为感念郑县长，堰渠竣工时，当地村民代表给它取名“郑泽堰”。
郑泽堰在设计之初，进水口就有两道鱼嘴，可以把涪江的水分流，既起到灌溉的作用，同时也能防洪。但由于资金问题，当时只在进水口修了一个简单的防洪闸。1940年5月，郑献徵突然接到调令，要立即到成都报到。临行前，他对霍新吾等人说，堰虽然修完了，但进水口没有第一道防洪闸，涪江洪水暴发，两岸的冲刷和渠道的淤积一定很严重，请向下一届政府提出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争取资金，建成第一道防洪闸。
可70年后，这道防洪闸还是没有建成。
1951年，金镯堰与郑泽堰两堰合并，更名永和堰。次年春天，因为家中田地房舍多，霍新吾成为“三反五反”对象，被关进一座藏经楼楼梯后昏暗的隔间里，最后自杀。他结束生命的地方，就是当年为修堰，郑献徵和各乡代表歃血盟誓的金存寺。
2008年，郑碧贤在三台的乡下找到了霍新吾的儿子霍连科。老人已经年过九旬，牙都掉光了。见面那天，他穿了身黑色西装，打了条深蓝色花纹的领带。郑碧贤带着自己编写的介绍郑泽堰历史的小册子送给霍连科，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他的父亲为了修建郑泽堰，如何跳进高家桥的泥潭里。
霍连科扔掉拐杖，走上前抱住她，“碧贤啊，你给我们家老汉平反了，我们这一家人背黑锅背了好多代哦！”说完便大哭起来。
霍连科说，他有一次在成都的街头遇到刑满释放的郑县长，但是因为害怕，不敢上前相认。至今在茶馆里聊天提起往事，霍连科还会紧张地四处张望一下，然后压低声音。
郑碧贤向他打听高家桥的设计者。“黄万里嘛！”霍连科说。此时，黄万里也已经去世7年了。
黄万里的儿子曾到三台看望霍连科，两家人一起照了相。霍连科拿到照片后摇着头说：“没有碧贤不行。”他翻出第一次和郑碧贤见面时的合影，找人把郑碧贤抠下来，PS到照片上。这张照片他一直挂在床头，直至去世。
“还挺像。”郑碧贤在书柜里找出这张照片，盯着看了一会儿，笑了。三个曾因郑泽堰联系在一起的家庭，现在只能以这种方式相聚。
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郑献徵的预言在70年后一一应验了。
2006年郑碧贤走访三台时，水管所老所长李永双指着进水口告诉她，这些年，只要涪江一涨水，农民就遭灾，尤其是1998年那场大洪水，十几万亩的土地几乎全淹了。
“当时我们向银行贷款，向职工借钱来维修，退休金只能发一半，一到过年，我们就四处躲债，一下雨，全所员工全部出动扛着铁锹去修修补补，雨水一大又把它冲垮，难为我们这些水利人呀。”李永双带着浓重的三台口音说，他的眼睛有点湿。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陪同郑碧贤前来的领导背着手，站得远远的。
趁着人少，李永双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我们有些事情向你反映”，他紧握住郑碧贤的手。回到宾馆，郑碧贤发现信封里有3页老式红条纹的信纸，字很工整，写的全是洪水带来的灾难。
两天前，李永双听说郑县长的女儿从法国回来了，要参观郑泽堰，他和几位老农商量，要把“状纸”递上去。这让郑碧贤觉得有点沉重，她找到了日记中失落的部分，但又看到了郑泽堰几十年后遇到的新问题。
第二次回四川，郑碧贤直接去成都找四川省水利厅反映情况。领导姗姗来迟，喝了口茶，慢悠悠地对她说：“我们四川这样的小河沟多啦，我们管得过来吗？我们管大不管小，如果它是都江堰，要多少钱都行。”
“它不是小河沟！它养育了20万人，十几万亩土地，它有250年的历史！进水口急需防洪闸！”郑碧贤急了，拍着桌子大声说。
她决定自己想办法修防洪闸。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这是政府的事，你管它干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你父亲是个国民党，不找你麻烦就不错，还搞什么女承父业？”“你在国外待的时间太长，对国内情况根本不了解。”
“我也反问自己，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应不应该做，要不要去努力？”郑碧贤说，“但我老爹不是在日记里讲了吗，立志必为之事就一定要去做。”
2007年，郑碧贤邀请朋友舒乙到三台县实地勘查。之后，舒乙写了份全国政协提案，呼吁保护郑泽堰。可提案到达省里4个月也没动静，负责的领导告诉郑碧贤，我们很重视，但是没有钱。
郑碧贤又去找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东北大学在三台办学8年，在经济条件并不乐观的情况下，决定接收东北大学的，正是时任县长郑献徵。
听完郑碧贤的故事，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感动。晚上，他请郑碧贤吃了顿大餐，然后没下文了。
郑碧贤又去沈阳，找东北大学支援。接待她的人说，自己不太了解那段历史。
两年间，郑碧贤找了“所有可以找的人”。后来，别人再冲她伸大拇指，说“你太棒了”这种客套话时，她直起鸡皮疙瘩，“不要再说这种话了，这种话让我伤心”。
住在养老院里的霍连科得知了她的难处。“碧贤，我倒是想帮助你，可我没得钱拿出来。他们，怎么敢这样对你哦？”他气愤地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郑碧贤得知，水利部部长陈雷也是东北大学的校友。她托人发了条短信，没敢直接提资金的事，只是说要反映一些情况。2009年2月的一天晚上，正在北京的她接到通知，明天早上可以见部长，有20分钟时间。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听完郑碧贤的介绍，陈雷让秘书把计财司和农田水利司的司长请来，一起听听，商量“钱从哪来”。郑碧贤当时并没抱太大期望，两年多来，类似的场面她已经见过太多次。
可她没想到，从水利部回到住处，还没来得及坐下，秘书的电话就打过来了：“部长批示下来了。”
一个月后，四川省派了水利专家赴三台实地查看郑泽堰的情况。其中一位专家有些吃惊地说：“这么大呀，我原来以为是条小河沟呢。”
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
资金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当地领导对郑碧贤表示感谢，“感觉这个事就可以画句号了”。可古稀之年的她厚着脸皮“赖”在工地上3个月，穿着运动鞋天天踩鹅卵石走来走去。她担心争取来的资金用不到地方，工程质量会出现问题。
“我其实什么都不懂，但他们以为我父亲是搞水利的，这个可能会继承，所以我也懂。”郑碧贤大笑起来，“其实我只是问问这个水泥什么号，解决一下工程队和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没名分的“监工”，要处理的问题其实不少。农民围了施工队的吊车，她要管；有人想拿回扣，她要管；包工头不专心施工，她也要管。
好几次，郑碧贤觉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她只能不断在脑子里想象父亲修堰时的画面。
2010年3月26日，防洪闸一期工程完工。那天，霍连科也来了。他又穿上那件黑色西服，打着蓝色领带，拄着拐杖的手一直在抖。附近的村民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说了句“这是我爸爸盼了几十年的啊”，眼泪就流了出来。霍连科的儿子站在他身后，轻轻拍着父亲的肩膀。
重修郑泽堰的工程竣工后，进水口拥有了前后3道防洪闸。当年夏天，洪水来了。住在河堤边的农民后来告诉郑碧贤，突然就看见涪江上掀起几丈高的黄浪，“好吓人哦！跑都来不及，我们一大家子人，有牲口有地，咋个跑？幸好新修的闸门管了用，就差50公分洪水就漫过堤坝了。”
2013年夏天，又一场洪水过后，郑碧贤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水都漫到家门口了，感谢你啊郑大姐，不然我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
2012年，郑碧贤根据父亲的日记，父亲工作单位的档案资料，以及一百多位老人的访谈记录，撰写了《郑泽堰——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的书稿。“尘封在他日记里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时代，一个可以追求理想、遵循道德的时代。”郑碧贤说。她打捞出来的，不仅仅是父亲的故事，还有霍新吾、黄万里等一代人遥远的背影。
三联书店的编辑罗少强收到稿件后，当天下午就在电子邮件里给领导回了4个字：“赔钱也出。”
“现在有些官员，别说掏钱给大家做事，不把大家的东西化公为私就算好的了，工程质量问题也很普遍。但当时那些人，恨不得修个永远造福人类的工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艰难的抗战时期，他尽到一个县长、一个中国人的责任。这样一个人应该让大家知道。”罗少强说。
填写选题申报表时，罗少强注意到，国家刚刚拨了一大笔钱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我希望这本书能让一些人得到启发，受到良心触动，把这些工程修得好一点。”
郑泽堰旁边的崖壁上，曾刻有称颂郑献徵的碑文，但“文革”时期，被红卫兵铲平了。如今，郑碧贤在高家桥对面，建造了十米高的郑泽堰纪念碑，上面的碑文由媒体人卢跃刚撰写。
“我去三台一看，完全被吓住了。”卢跃刚说，“郑泽堰完全继承了两千多年前都江堰的治水思想和哲学。”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李氏父子，陈氏父子，郑氏父女，古今蜀中治水，血脉相承……治水者治国，修堰者修德。”
郑碧贤还打算为黄万里、霍新吾以及当年修建郑泽堰的民工塑像、立碑。但是，霍新吾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留在村民记忆中的他，只有“鼻子很大，人胖胖的”这么一点痕迹。
如今，外乡来三台打工的老唐，也知道了郑泽堰的故事。在高家桥旁边的工地上，听说记者想找当地的老人聊聊郑泽堰，他小声嘟囔了一句：“我也能讲。”
“这个桥叫高家桥，有70多年历史了，下面灌溉好几个乡镇呢。”他指着不远处整修过的高家桥说，“这就是郑县长，郑大姐的父亲修的嘛……叫郑、郑啥子来着？”
他突然卡壳了，求助似地扭头望向身边的当地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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