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显神威
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区南6公里处的狮垴山主峰上，矗立着一座高达40米，形如一把锋利刺刀的纪念碑。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纪念碑。整个纪念碑建筑群，气势雄伟，威严壮观，展现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宏伟气魄。徜徉在纪念碑下，当年八路军指战员和广大民兵群众一同浴血奋战、英勇抗日的壮烈景象就会在脑海中纷至沓来。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投入兵力40万，历时3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0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推进，英、美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其目的在于迅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事，抽出身来实施更“宏大”的南进计划，掠取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此，日本对国民党施行“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即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双管齐下。一面发动枣（阳）宜（昌）战役，连续轰炸重庆，声称要进攻西安、重庆、昆明，迫使英、法封锁滇越路和滇缅路，切断了国民政府在西南的国际交通要道；一面通过各种渠道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和平”条件，诱惑国民党在谈判桌上陷入它的网罟。这软硬兼施的办法使蒋介石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中共方面担心，一旦蒋、汪“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毛泽东1940年7月6日语）”、“中日联合‘剿共’”（毛泽东1940年11月9日语），不仅陕北根据地将面临灭绝之灾，中国也将陷于万劫不复的绝境。
日本帝国主义在诱迫国民政府的同时，以大量兵力“扫荡”中共的敌后根据地。1940年夏，日军在华北地区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1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里，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以研究军事战略见长的刘伯承把日军的上述部署，形象地称为“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这个“囚笼政策”对八路军危害极大，让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十分不安。
为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减少蒋介石政权投降的可能性；也为了尽早打破日军布下的“囚笼”，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破袭战。
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聂荣臻等几个红军将领首次商议，就把视线落在了正太铁路（今石家庄—太原）上。这条横贯在晋察冀和晋冀豫“两区间的正太路是日军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脉，也是阻隔两区联系的重大障碍。要是切断正太路，既可使日军在山西的运输补给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于两区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帮助”。《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同时，“提出聂和刘、邓可以一个负责破袭东段，一个破袭西段”的计划。《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经过几个月的洞察敌情和深思熟虑，到7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正式决策：发起破袭正太铁路战役，切断日军由平汉铁路通往山西的运输补给，有利于太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蒲（大同—风陵渡）、平汉（今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北宁（今北京—沈阳）、德石（德州—石家庄）等铁路以及华北一些主要公路线，也部署适当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预备命令》还要求参战部队于8月10日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
8月8日，朱德、彭德怀和左权，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含）至阳泉（不含）段；第一二九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含）至榆次（含）段；第一二〇师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机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驻有日军3个师的全部、2个师的各2个团、5个独立混成旅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的各2个营、1个骑兵旅的2个营，共20余万人；另有飞机150架和伪军约15万人。八路军参战兵力，计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一二九师（含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等）46个团、第一二〇师（含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等）20个团，共105个团20余万人，另有近20万游击队和民兵参加作战。
8月20日22时，“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页。同一时刻，平汉、同蒲、德石、沧石等铁路和公路干线上，枪炮声、炸药的爆破声震撼着华北大地。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师等，向日军侵占的华北主要交通干线，展开了全面攻击，一场以正太铁路为重点、声势浩大的交通总破袭战打响了。
百团大战分三个阶段进行。参见李隆基：《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41页。
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交通大破袭。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交通破坏战，就是破坏与截断日军在华北的全部交通，作战重点是摧毁正太铁路。正太铁路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蒲两铁路的纽带，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日军在正太铁路沿线驻有独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驻阳泉）全部，独立混成第八、第九旅（司令部分别驻石家庄和太原）各一部。
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指挥下，以1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2个骑兵营、5个游击支队，在部分炮兵和工兵配合下，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向正太铁路东段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大部和独立混成第四旅一部展开攻击。经数小时激战，右纵队攻入晋冀交界的要隘娘子关，歼日军一部。随后，破坏了娘子关以东的桥梁和通信线路。向娘子关至微水段进攻的中央纵队，连克蔡庄、地都、北峪、南峪等日军据点，并破坏桥梁两座。攻击井陉煤矿的中央纵队一部，在当地矿工支援下，破坏了煤矿的主要设施，“使最重要的新矿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23日，因石家庄方向的日军获悉，西援兵力达14个中队之多，再加上连日降雨，河水泛滥，严重妨碍作战行动，晋察冀军区部队遂连夜转移兵力，撤出战斗。左路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等据点未能得手，于是转移兵力，实施对铁路、桥梁、隧道的全面破击。
第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下，以8个团（包括决死队第一纵队2个团）、8个独立营的兵力，组成左翼破击队、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也在8月20日夜对正太铁路西段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大部和独立混成第九旅一部展开攻击；另以2个团会同平定、辽县、榆社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破击，并牵制各点守敌，保障主力侧后的安全。左翼队一部进攻芦家庄，连克碉堡4座，歼日军80余人；右翼队一部攻击桑掌和铁炉沟等据点，歼日军130余人。21日，该师为阻止日军从侧背攻击破路部队，令预备队一部抢占阳泉西南4公里处的狮垴山高地。从23日起，阳泉日军在飞机支援下，并使用化学武器，不断向狮垴山猛攻。一二九师阻击部队英勇奋战，坚守6昼夜，歼日军400余人，保障了破击部队翼侧的安全。经数日作战，一二九师控制了正太铁路西段除阳泉、寿阳以外的大部分据点及火车站，严重破坏了该段的路轨、桥梁、隧道，使正太铁路西段陷于瘫痪。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繁春哀叹：“在率领援军向阳谷前进的途中，看见石太线沿线各小据点大半已被消灭，多处枕木被烧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伤。”转引自李隆基：《坚持抗战苦撑待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第一二〇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指挥下，对同蒲路北段和铁路两侧的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破击。分兵一部到阳曲策应刘邓一二九师的作战；一部破袭忻（县）静（社）公路，克敌重要据点康家会；主力一部破袭汾（阳）离（石）公路。到8月31日，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第一阶段的作战让八路军大获全胜，实现了战役的预期目的。被突然打乱了阵脚的日军一时回不过神来，待查明情况后，赶紧调集兵力进行反扑。八路军调整部署，进入第二阶段的作战。
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10日）：乘胜扩大战果。这一阶段是攻夺敌军深入我腹地的据点，并继续破袭交通线。8月31日，八路军总部提出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彻底消灭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县、朔县段，使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3个基本根据地连成一片。9月16日，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是：第一二〇师主力对同蒲铁路北段宁武至轩岗段进行彻底破坏，再次切断同蒲铁路北段的交通；晋察冀军区主力破击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县城；第一二九师重点破击榆（社）辽（县）公路，收复榆社、辽县（今左权）两县城。
日军遭到八路军连续两个阶段大规模进攻作战的打击后，深感八路军对其威胁的严重性，为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便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以飞机、大炮作掩护，坦克开路，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残酷的报复性“扫荡”。“百团大战”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
第三阶段（10月6日至12月5日）：突破合围反“扫荡”。1940年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消灭进犯之敌，粉碎日军的“扫荡”。
太行地区。1940年10月6日，日军以近万人的兵力，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榆社、辽县、武乡、黎城间地区进行连续“扫荡”。10月29日至11月4日，一二九师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顽强抗击，给予敌军以重大杀伤。日军于14日撤退。11月17日起，日军约7000人“扫荡”太岳区。第一二九师所属太岳军区在游击队和民兵的配合下，活动于沁河两岸，寻机打击日军，至27日，歼日军近300人，迫使其于12月5日撤退。
晋察冀地区。1940年11月9日，日军以万余人“扫荡”北岳抗日根据地，并占领了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平西和北岳两区军民，以内外线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连续伏击、袭击日军后方交通线，迫使日军大部撤退。2月3日至27日，晋察冀军区以4个团向日军发动进攻，歼其500余人，迫使日军全部撤出北岳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1940年12月中旬，日军以2万人的兵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一二〇师部队和晋西北地区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坚持“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游击战破击日军后方交通线，攻击日军修路部队和运输队，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迫使日军于1941年1月下旬全部撤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历时百天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一共进行了1800多次战斗，拔除敌人据点约3000个，击毙击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敌人18万多人，并且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挺）。日军在遭受出乎意料的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百团大战”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给了侵华日军以强有力的打击，推迟了日军的南进步伐。同时，为遏制当时国民党妥协投降的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进一步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此外，“百团大战”还用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百团大战”在进行期间，获得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高度评价，“后方的同胞们为此感奋到流泪”1940年9月19日《新华日报》社论援引重庆某晚报语。，也获得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好评。但是，“百团大战”在以后的岁月中却不断引起非议。
从1943年起，八路军总部和参加“百团大战”的一些领导人，开始把华北敌后抗战出现的一些困难与“百团大战”的发动联系起来，指出此战导致八路军力量暴露和元气受伤等一些问题。
对百团大战更为严厉的指责是在近20年以后的庐山会议。由于彭德怀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他所直接指挥的“百团大战”也被全面否定。会上指责“百团大战”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泽东的基本上是游击战而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减轻了日寇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压力，使抗日根据地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对彭德怀批判的升级，“百团大战”进一步“遭殃”，甚至有人说：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应当看到的是，任何一场战役都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遗憾的，“百团大战”也不例外。在战役过程中，由于领导者没有指挥大规模战役的经验，致使各路部队在相互配合作战方面存在欠缺，八路军由此付出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及丧失几处根据地的代价，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中毒2万余人。尤其是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役结束后，由于暴露了八路军、根据地的实力，引发日军的疯狂报复和蒋介石的“猜忌”，加剧了华北根据地和八路军的困难。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试想如果八路军始终藏头露尾，搞“打一枪换个地方”的小股游击，后果又如何？
历史是公正的，“百团大战”所产生的良好政治影响，无可替代，愈久弥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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