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
大藏寺是一个座落于半山腰的著名寺院，有几百年的历史。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在此休整了两天（8月20日、21日）。那天上午，李井泉与陈伯钧、朱良才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一起，讨论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对此，陈伯钧日记有过记载：
（1935年）8月20日，稍晴，夜雨。
……早饭后，与朱良才、李井泉等同志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
这次战友间的正常谈话，给这3位来自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带来了诸多蹉跎。
那个时候，由于张国焘与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有分歧，他刻意延宕“北出陕甘”方针的贯彻执行，并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对中央不满的情绪，致使松潘战役流产，部队迟迟不能行动。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陈伯钧、李井泉等在这个敏感时期在一起讨论这个敏感问题，当然也引起了一些被蒙蔽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注意。
这个事情被汇报到张国焘那里，3个人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特殊待遇”。
第一次过草地，却在噶曲河畔被拽回了头
1935年8月22日，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从大藏寺进至卡尔古村宿营，准备翻越格地山（当时叫安得山）垭口后穿越草地，向查理寺、阿坝地区前进。格地山垭口海拔4252米，是如今马尔康县（当时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与红原县的界山，翻过了格地山，也就进入了著名的“松潘大草地”（今属红原县）。23日，李井泉随红九军政治部翻越了格地山垭口，走过了一大片草地，宿营于江贡玛村（当年红军文献中译作“石匠关”）。
随后，李井泉跟随红九军政治部到查理寺。
28日，李井泉被任命为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跟随红军总部进至甲本塘（当年红军文献中称为“箭步塘”），准备渡过噶曲河，到巴西、阿西、包座地区与右路军会师，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北出陕甘”方针——这是李井泉一过草地。
然而，9月3日，已进至噶曲河畔的红军总部等左路军部队，在张国焘的强令下，被迫从草地折返，于9月上旬，陆续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这是李井泉的二过草地。
回到查理寺、阿坝地区后，李井泉再次面临党内斗争的考验：张国焘组织了格尔登寺会议等一系列对“毛周张博右倾逃跑路线”声讨活动，李井泉和陈伯钧等人在大藏寺的那次谈话被人“检举揭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表示拥护党中央“北出陕甘”的方针，坚决维护两个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李井泉刚任命没几天的“红军总部二局一科代理科长”的职务，很快就被免了。
南下辗转，隆冬季节再翻雪山
不久，左、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开始南下，李井泉也从红军总部调离，到新成立的红军大学任政治教员（后任上级政治科教导员），随部队沿大金川河南下至金川、丹巴地区，尔后再次翻越夹金山，来到天全的仁家坝附近红岩嘴。李井泉再次承受着党内斗争不公正对待的委屈，忍辱负重地继续努力工作。
1935年年底，红四方面军百丈战役失利，张国焘的“南下计划”碰壁。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的处境也日渐险恶。1936年初，在党中央的一再规劝下，在中央红军北出陕甘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局面的事实推动下，在红四方面军将士希望再次北上的呼声下，张国焘不得不接受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决定西进康北，迎接红二、红六军团前来会师，以图“完成战斗准备”，打开局面。
1936年2月底，李井泉跟随红军大学一起，在隆冬季节第三次翻越夹金山。3月上旬，又翻越了党岭雪山的夏羌涅阿垭口（海拔4810米），来到道孚、炉霍地区，筹集粮草，进行再次北上的准备。这片地区人烟稀少，高寒缺粮，筹集粮食成了红军将士面对的最大困难，部队减员非常之大，这是他在红军生涯中度过的最困难的时期。
终于又要北上了，面对的却是最漫长最艰苦的长途行军
1936年6月中旬，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前夕，徐向前总指挥率领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队、红军大学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作为再次北上的中纵队，从炉霍出发，开始了又一次艰苦卓绝的雪山草地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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