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王瑞丰无意中发现书房的玻璃书橱中有双清馆主（何香凝）的一幅梅花，下有柳亚子的题诗。王瑞丰爱好文艺，常常阅读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和《笔谈》，因此非常清楚南明史籍和柳亚子手稿的价值。不久，王瑞丰发现黑木对他相好的女人辛子言听计从。他就趁黑木不在，试探着请辛子允许他拿些藏书回家翻翻，聊解寂寞。辛子哪懂什么史籍，毫不迟疑地打开橱门，随便取了一册《柳亚子自撰年谱》手稿给了他。
看到黑木和辛子对这些书籍并不当回事儿，王瑞丰心中有了底，勇气倍增。过了一天，他又专程再访羿楼，直截了当地向黑木清行借书，黑木“慷他人之慨”，不过借花献佛，一口允诺。由于书籍手稿太多，王瑞丰先挑柳亚子的手稿，如《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周之藩传》等，捧了一大摞回了自己的家。本欲趁热打铁，终惧过露形迹。王瑞丰只得强耐焦急的心情。
勉强过了三天，王瑞丰正待再赴“魔窟虎穴”，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木清行突然携辛子去了马尼拉，房子改由他的至亲八木田和香港交际花张莉莉留守。
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为了剩下的书籍，王瑞丰开始有意结交八木田。然而，张莉莉常常邀请外人在羿楼开舞会、派对，还把室内的书籍字画随手赠人。王瑞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故意挑起八木田对张莉莉的不满。
一天，张莉莉不在，八木田和王瑞丰说起张莉莉的行为，不胜恼怒，就对王瑞丰说：与其让她随便送人，任意糟蹋，不如挑你喜欢的都拿去吧。此言正中王瑞丰下怀，当下不敢怠慢，即刻检出所有南明史料，叫上车子，捆载而归。至此，柳亚子的南明史料除了被张莉莉小有损毁外，绝大部分都安然无恙地转移到了王瑞丰家里。
1944年初，王瑞丰终于获得离开香港的机会，这批南明史料却无法带走，只得随同家具什物，存放在一位知己朋友的家中。临走之际，他打听到柳亚子在澳门的消息，急忙托人带信，哪料到柳亚子此时早到了桂林，自然没有联系上。
王瑞丰到了上海，把自己收藏柳亚子南明史料的经过写成文章，刊在1944年9月16日出版的第55期《古今》半月刊上，以期引起柳亚子或他的朋友的注意。上海和桂林两地相隔千里，加之上海还沦陷在日寇手中，关河阻隔，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柳亚子是否了解这事。不久，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王瑞丰与他的香港朋友也失去了联系，南明史料不知下落。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王瑞丰在《古今》发表文章之后，几十年过去了，1982年，柳亚子先生的哲嗣柳无忌为父亲编《柳亚子文集》，在编《南明史纲》的时候，他特意写成《寻书，柳亚子旧藏南明史料》的启事，刊在当年5月11日的香港《大公报》上。柳无忌怀着这批南明史料也许尚存留人间的希冀，写了这份启事，希望有人能提供相关的线索。
启事刊出后，杳无下文。
南明史料居然没有多大遗失
后来，柳无忌整理父亲留下的书籍手稿时意外地发现，柳亚子的南明史料居然并没有多大遗失，也就是说柳亚子在香港九龙丢弃的南明史料，经王瑞丰之手，最后竟然全部回到了柳亚子身边。他在编者按中就此假设说：“此文（指王瑞丰《柳亚子南明史料收藏记》———引者注）发表时，柳亚子尚在重庆，当然没有看到。但于1945年底自渝返沪后，会有友人把王氏的文章告诉他。经过这条线索，柳亚子可能找到了王氏，从而取回这些遗落在香港的‘南明史料’。”
柳无忌的假设果然不错，随后，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中文图书馆查阅南明史料中的《夏太史遗稿》时，发现了一条柳亚子的跋语：
此册与《玉樊丙戌集》两册，太平洋战后，落日本情报部手，盖余香岛寓庐，自署羿楼者，为日人所占据也。山东王念忱仗义取归，依余题署制夹板，仍自港携沪，归余赵璧。呜呼，王君诚可谓义薄云天者矣！余以此二册经历艰辛，颇拟赠诸北平图书馆，以公同好，且志王君之高谊于无穷云。
跋语写于1949年7月4日，可见在此之前王瑞丰已与柳亚子取得了联系，一方面王瑞丰完成了对南明史料的精心保管，另一方面，柳亚子的“爱宠”失而复得，两人顺利完成了交接。当时，柳无忌早已移居美国，对此事一无所知。
如今，柳亚子先生早已逝世，王瑞丰也已湮没无闻，两人再也没有留下有关的材料。南明史料弥足珍贵，然而更珍贵的是王瑞丰与柳亚子等人为南明史料所倾注的那一份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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