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萍
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担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进入我党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协助李克农等中社部领导负责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他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系统情报部门如数家珍，毛泽东称赞说，“我们每天都有得用的情报”。
建国以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澄清潘汉年案始末
1955年潘汉年案件发生。按照周总理的要求，由李克农同志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组成三人调查小组，调查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汉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
三人小组花了三个月时间，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4月29日，李克农根据审查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出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同时也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四是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然而，当时“左”的风气越来越盛，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没有得到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汉年案，这份报告才成为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重要依据，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5年3月，在潘案发生后第四十年，罗老发表了《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客观回顾了潘案始末，还历史以真实。在文中，他不只一次地写到：“潘汉年冤案的发生，是我党的历史悲剧。”“潘汉年冤案，是一个历史悲剧，是沉痛的教训。”
总理嘱托系半生
从三十年代起，罗青长就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病情恶化，仍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罗青长和他的秘书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连写下四个“托”字。
由于病魔的折磨，总理连续几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罗青长找来。等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的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
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总理逝世后，罗青长担任了周恩来治丧办公室副主任，他强忍着悲伤，送总理走完最后一程。1月15日晚8点左右，罗青长和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总理生前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一起，登上一架安—2型农用飞机，按照总理的遗愿，将骨灰撒向祖国大地。
对于总理的嘱托，罗青长一直铭记在心，始终心系台湾。1960年，总理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罗青长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转达到张学良手中，又于1992年和1996年两次手书，托人转交张将军。第二次转交，张将军终于看到了。捎信人阎明光带回了张将军手捧字幅沉思的照片。2005年连战、宋楚瑜的大陆之行，更让他兴奋了好几天。他相信，如果总理泉下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当年意气风发的红小鬼，如今已是双鬓皆白的耄耋老人。不论是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励精图治，亦或是离休之后的心系国事，他的身上始终保持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作为一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真诚地祝福伟大的党永葆生机，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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