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屠杀改变村民命运
“你看，那时候子弹就是从我的背后穿过这胸前。”撩起衣服，朱进春身上的伤疤历历在目。在他的背后，子弹打入的地方隆起了一个红色的肉瘤，腰上的刀疤依然明显。“那时候日本兵用刺刀刺穿了我的手，当时都吓傻了，竟然也不知道疼了。”李全治的右手上印着一道深深的刀疤。“我这肚子上的疤还在，那时候我的肠子都流出来了。”72岁的朱五弟当年只有3岁，却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
当年那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如今只剩下14位。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每每诉说起当年的惨状，老人们平静的脸上已经看不出太多的波澜。但在这平静之下，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痛。
“是我害了我家里人啊！要不是我跑到祖屋，日本兵就不会跟过去，我家里人也不会被杀死了！”对于当年家人的死，朱进春总是内疚万分，神情黯然。他每次如此责怪自己时，也总会有人安慰他道：“根本不是你的错，就算你不往那边跑，日本兵还是会发现你家人的。”
早年丧父，又在那场屠杀中失去了母亲，朱光清后来由已经出嫁的姐姐抚养了两年。由于生活困难，姐姐之后又将朱光清送回了老家。这个12岁的孩子从此开始了独居生活。“那时候我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就靠着人家分点东西吃着活下来。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对于那段异常艰辛的儿时岁月，朱光清只是连连叹气摆手道。
那场屠杀，彻底改变了这些村民的命运。在大屠杀过后，村民们外出躲藏，村子一度成为“荒村”。直到日军投降后，村民们才逐渐回迁。
“日军在我们村进行大屠杀后的两三个月，他们就投降了。”当时已经被外婆接到县城的朱进春见到了列队游街的投降日军。这个刚刚养好伤的孩子捡起石仔用尽全身力气掷向游街的日本兵，发泄心中的怒火，“就是这些日本兵杀我父母！”
那一刻不能让后代遗忘
在一片槟榔园前，村民们修建的“三·廿一惨案”纪念牌静静地矗立着。朱学修、朱吴氏、朱哥妹、朱开世……在碑身侧面，鲜红的字迹铭记着当年遇难村民的名字。两个花圈依在碑前。这是在今年农历三月廿一刚刚举行的月塘村公祭日上，村民们为遇难者献上的。
在大屠杀发生后的每一年，月塘村的村民都会集中在农历三月廿一这一天祭祀遇害村民，称为“亡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每年的农历三月廿一，也成为村民们默认的公祭日。今年，村民们更是约定，除了举行祭祀活动外，今后每年的公祭日这一天，全村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示对遇害者的哀思。
那场大屠杀之后，生命不断在这个村庄延续，而那段沉痛的历史，也被代代相传，根植于这个村子的血脉之中。
“村里的老人在树下乘凉，经常跟我们讲那些故事。”41岁的村民朱海云出生于惨案后的28年，但对于那一天的惨痛，已经从老人口中听说了无数次的他却并不陌生，“现在我的孩子们也了解那段历史。”
“虽然村里的年轻人都知晓那段历史，但是随着幸存的老人陆续去世，对于那时候的事，大家说得是越来越少了。”村民朱振华担心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轻人会渐渐忘却那段耻辱的历史。1994年开始，朱振华便陆续走访村里的幸存者，记录了近60名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的回忆，收集成册———《血和泪的记录》。
为了给当年的惨案受害者讨回公道，1994年，在朱振华的牵头下，月塘村村民们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当年日军对月塘村村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开道歉，向幸存者、死者家属赔偿损失，并在月塘村建立一座死难者纪念馆。“当时我向日本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寄去了赔偿请愿书，但只有一个人给我回了信，答说他们并不知晓这个事情。”在这20年里，朱振华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求，却一直没有回应。
“等这本书完成后，我们就准备联名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进行赔偿。”朱振华从包里掏出打印订成册的《血和泪的记录》，“当年日军对我们村造成的伤害，必须要有所道歉！那段历史，我们不能忘记！”（记者 符王润 特约记者 陈循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