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戎马岁月化为《红旗颂》
在吕其明创作的所有音乐作品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但他最重要的作品首先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宏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老一辈音乐家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40多年后吕其明回忆说：“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怕难以完成。但又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开始了创作。就这样，整整一周时间，我辗转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感情的碰撞中，试图寻找一个最适当的切入点。此时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想到，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无论在南湖小船的油灯光中、在井冈山的绿竹丛中、在遵义城的堞墙上、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淮海战役的阵地前，还是在西柏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长期战争生活的往事以及在红旗下成长的历程，像电影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
“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吕其明完成了总谱的创作。
《红旗颂》采用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乐曲开始，嘹亮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以及主题音乐，描写了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情景。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深情如歌的旋律，象征着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的情怀。中间部分的颂歌主题变成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人群如潮，红旗似海，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指引下，自强不息、战斗不止的雄壮步伐以及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豪迈气概。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部分，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时刻，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气壮山河、催人奋进。
在随后举行的第6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演奏了这部作品。首次演出后，老一辈音乐家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经过删改，这部作品更为凝练、精湛。
几次成功的音乐创作都来自吕其明爆发式的灵感，但每次爆发的灵感都藏着作曲家很深的个人情感和长时间的阅历累积。
如今，《红旗颂》已经成为了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这部作品已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晚年为红旗颂歌再写新篇章
当我们今天聆听《红旗颂》那优美激越的旋律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吕其明曾伴随着这部作品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 “文革”开始以后，吕其明除了与瞿维、陈燮阳、马友道、陈本洪等人一起完成了舞剧《白毛女》音乐的修改、加工和定稿工作之外，直到1973年，都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吕其明因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修正主义的黑尖子”而被关进“牛棚”两年半，他不仅每天要去电影乐团打扫演奏大厅和厕所的卫生外，还因作品而接受黑白颠倒的批判。
那时，他的交响乐《郑成功》、电影音乐《红日》和管弦乐《红旗颂》，被定为“三株大毒草”，诬蔑《郑成功》是与台湾里应外合，欢迎国民党反攻大陆；《红日》是宣传和平主义，麻醉战士斗志；《红旗颂》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个走资派怎能去歌颂革命的红旗呢？但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吕其明心中的红旗永远不倒。 1978年，他以一部交响诗《白求恩》迎来了创作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以前，吕其明的音乐创作主要是工农业和革命战争题材，形式上是以故事片音乐为主。改革开放给吕其明的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在题材内容、作品形式和音乐风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尤其是1982年吕其明创作的故事片《城南旧事》电影音乐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深沉、抒情而婉转的音乐，生动地展示了吕其明创作上的新天地。 《庐山恋》《南昌起义》《子夜》《雷雨》《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白之死》《焦裕禄》《把一切献给党》《毛泽东在南京》等一大批影视音乐作品，使吕其明走出了一条影视音乐创作的新路。
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吕其明相继完成了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和弦乐合奏《龙华祭》两部新作，用另一种方式唱出了他心中永远的红旗颂歌。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是吕其明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创作的一部共有15个乐章的大型作品。当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有关领导同志登门请他来创作之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表示，自己是烈士的后代，父亲也安葬在雨花台，写这部作品是应尽的责任并分文不收。他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雨花台访问学习体验生活，仅半年时间便完成了这部深沉委婉的新作。演出和录音工作结束后，上海交响乐团的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报酬，将应得的几万元钱全部捐献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同样是在1999年，在共和国50华诞之际，吕其明决定创作一部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作品，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挥笔写下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部作品与《雨花祭》构成了姊妹篇。它在思想主题上，承袭了《红旗颂》的主题和精神，成为热情讴歌党、赞美祖国和颂扬人民的不朽音乐诗篇。
时间到了2000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在建党80周年前夕，再版了《红旗颂》总谱并在其中编入了合唱。对此吕其明解释说：“其实在很多交响乐作品中都有合唱，《红旗颂》中的合唱部分没有歌词，只有4个声部此起彼伏的混声合唱。人声的加入令乐曲更加富于颂歌的激情。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更加辉煌。 ”近10年来，新版《红旗颂》成为许多专业乐团和业余合唱团经常演出的曲目，佳评如潮。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颂》这部作品作者从未主动参加过任何争金夺银的评奖，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吕其明表示说：“每当有人问我 《红旗颂》久演不衰有什么感想时，我认为，作曲家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王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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