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

第三次大争论：

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新一轮争论

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改革。从年底到次年初，中央领导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2005年定位为中国的“改革年”，强调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2004－2006年，是中国改革史上不平常的3年。自2004年起，社会上再次发起了关于中国改革的大争论。这场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大争论愈演愈烈，历时两年多才落下帷幕，在争论中逐渐确立了经趋向于进一步坚持改革的基调。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公司董事长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对此，顾雏军指责郎咸平“诽谤”，并对其提起诉讼。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郎咸平认为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呼吁停止国企改革，他认为，“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管理层收购。郎咸平指出的问题，内地学者早就揭露过，并不新鲜，但是内地学者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很难引起大众关注的目光。而郎咸平以情绪化的语言诉诸大众，再加上其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

郎咸平要求停止国企改革的看法引起了争论，吴敬琏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郎咸平所批评的

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是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叫停国企改制的战略，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朝华呼吁人们“反思国企产权改革须注意鉴别方向”，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流失现象的本质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而根治腐败，归根结底，要靠民主和法治。这些经济学家被舆论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而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则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教授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因文件内容共36条，简称为“非公36条”。这是建国以来首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府文件。文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文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财产，不得非法改变非公有制企业财产的权属关系。

“非公36条”颁布后，2005年4月20日，由105位人士署名发表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标题是《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被称为是左派的“新万言书”。他们认为“非公36条”“违背《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违背《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要求，将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分化，引起社会动荡”。

尽管挑战与反对声不断，但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仍在继续深入推进。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可向管理层转让，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得向管理层转让。这是为了在做强做大国有大型企业的同时，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型企业，同时也是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企业职工合法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需要。

《暂行规定》出台不久，7月29日，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在内地被捕。就此，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在继续。

2006年3月4日，“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闭门会议在北京郊区杏林山庄举行，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主持。会议召集约40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讨论。会议希望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听取这些人士的真实想法，以便为中央领导建言献策。

就在杏林山庄座谈会后的两天，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接着，3月14日上午的“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场白中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并谈到20个字：“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当时，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

2006年6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钟轩理的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文章指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那些来自“左”的挑战作出了回答，同时也为这场大争论作出了结论。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出部署。紧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吹响了新的号角，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新的征程。 

作者单位：中央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