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遗档中的“西安事变”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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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10 月8 日，台湾“军情局”和“国史馆”联合举办“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学术研讨会”暨新书发表会，同时发布了《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军情战报》、《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忠义救国军》三册史料集和《戴笠先生与抗战时期情报作战》一书，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对于戴笠史料与戴笠研究的新兴趣。

时隔半年，2012 年4 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80 周年之际，戴笠生前档案、函电、手稿等史料共计59 卷，经台湾“军情局”授权“国史馆”解密，开放查询。这批档案原藏于“军情局”的“忠义堂”，原名“戴公遗墨”，均为戴笠的亲笔文件，被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组织、行动、训练、司法、电讯、人事、经理、总务、一般指示、西安事变及其他等15 个类别，共计22382 页，“国史馆”将“戴公遗墨”整理编目，完成数字化，全部开放查阅，并提供数据库检索。

戴笠（1897-1946），浙江江山人。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称“军统特务首脑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的一条忠实凶狠的走狗”。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情报头子，民国时期“最神秘人物”的戴笠一直是学界坊间关注的对象，大传野史，“揭密”不断，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1946 年3 月17 日戴笠因飞机失事意外死亡，以往对戴笠的研究多藉由相关人物的口述、回忆录或传记文学等资料展开，比如乔家才、沈醉、康泽、陈恭澍、章微寒、程一鸣、邓葆光等人的口述或回忆，间有参考《戴雨农先生全集》等专书，但甚少基于政府机构档案展开戴笠研究的。即便宣称使用了“台湾调查局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军事参考资料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档案馆档案的魏斐德教授的名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主要仰仗的材料仍然不过是各种口述资料和回忆文章。昔日绝密档案——“戴公遗墨”的整理开放，是否能如台湾“军情局”局长汤家坤所言，能够纠正“许多扭曲与不实”，可以完善“军情局”史呢？

2013 年夏天，笔者于台北的“国史馆”查阅了部分戴笠档案，发现其中确有大量从未披露过的史料，有些信函电报可能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或者宋子文档案中已有收藏，但散见各处，难以系统研究。“戴公遗墨”将戴笠的亲笔文件集中解密，意义重大。比如在“西安事变”专题中，笔者就有一些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