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颖
漂泊南洋的抗日女性
“大家都知道我的母亲是一位割胶能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回国前漂泊在南洋时，曾是一位‘马共’党员。”郑玉生回忆。
周香祖籍广东，小时候是一个童养媳，从小被家人带到了南洋（今马来西亚一带），成婚以后，生育了郑玉生等4个孩子。周香16岁时就去了胶园割胶，因为技术轻巧细腻，老板很器重，于是又调她去割胶芽接的实验树，报酬也丰厚。
“1940年代，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母亲性格刚烈，被一个日本兵狠命地抽打，鱼翻式的连摔两次在地上，人都失魂了；祖父被踢了几脚，二叔被杀害了。母亲憋着一股气，上山投靠了抗日游击队，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去打鬼子。”
在郑玉生的记忆里，母亲曾参加当地的橡胶工人维权运动，在法庭上与资方展开辩论，最终还打赢了官司，资方同意赔偿工人们的粮银补贴，母亲也为马共活动组织捐款。
可是几年后日本投降，母亲被叛徒出卖，列入了黑名单，家里不能住了，又没有了组织，无奈之下，她把郑玉生安置在一个亲友家中避难，带着两个妹妹离开了。
1949年的中秋节，周香带着女儿回家团聚时被拘捕了，周香和她的几个儿女被关押在吉隆坡警察局、怡保集中营等地，在狱中度过了20个月。
600多个日日夜夜，周香母子在极度艰难中靠着信念度过，一小碟子手抓饭，一年不见阳光，衣裳都是馊臭的味道。郑玉生那时12岁了，他记得，在狱中，难友们自发组织开展学习文化，讲解斗争史，召开纪念会，教唱国际歌，印象非常深刻的是，1950年的五一节，那是新中国解放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听说北京要开展大规模游行，大家非常兴奋，守在一部收音机周围，聆听游行的消息发布。
后来，几经周旋辗转，1951年，700多难侨乘坐运输船在海上飘摇了4个昼夜到了香港，由香港转回了广州。
成为割胶能手
1951年，周香被安排在广州第四难侨招待所，难侨办事处动员大家到海南种植橡胶。那年夏天，摇晃了2个黑夜、1个白天的滚轮终于到了海南岛，大家在海口得胜沙路前的海滩，坐上渔民的小风帆船才上了岸，随后又坐上烧炭车一路颠簸到儋州。那大管理所将周香母子安排在了一个只遗留下500多株橡胶树的小小胶园里割胶，这里距离那大有15公里，中间是漫漫无边的森林。“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在深山老林里生活，出门要背一把粉枪，还需要备一根木棍。”
种橡胶的艰苦，当时已14岁的郑玉生是体会过的。“每半个月才去一趟管理所，领取30万元（旧币约为1元钱）生活费；水井里有蚂蝗，母亲就让我们吃大蒜解毒；有一次，我被爬进茅草屋的一条青色红尾蛇咬伤了，母亲急坏了，背着我去找蛇医，来回步行了6个多小时，还要趟过沙田河；每当雨季来临，更要受洪水围困。”
尽管如此艰难，周香还是带着10多个民工清理了胶园，后来还开启了一场“解放胶林”大会战。那时，从广东运来花生饼和黄豆饼，从那大用木轮牛车送到胶园，郑玉生会连夜挑到宿地，周香把豆饼发酵制成肥料，指导民工挖土施肥，橡胶树开花时，还请来技术员教工人授粉，当然，一直在身边的大儿子郑玉生也在劳动的行列里，在与母亲相依生活的2年多时间里，他掌握了精湛的植胶技术。周香知道授粉可以获得优质的种子，她白天守在树林里，听到爆裂的声音，就急忙寻找橡胶种子，收捡好的种子就送到白南集合地，包装好再运走。
那个年代，周香一天工作9小时，一个月只休息两天，节假日也加班加点，一粒胶子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它的价值难以计算，周香和郑玉生成了“一粒胶子一粒黄金”那个时代的见证人。
可是“文革”期间，周香还是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帽子，原因是她领的工资高。在那个年代，周香怕造反派发现她和周总理合影的照片，牵累家人，在一天夜里，找到郑玉生工作的儋州热作两院的住处，拿出信封包住的照片说，“帮妈妈保存好，不要再拿出来，这个太珍贵！”
20多年里，郑玉生按着母亲的嘱托，始终没有拿出相片。当1998年再度翻出它时，照片上的影像依然清晰在目，郑玉生把相片翻拍放大成了20寸的照片交给母亲时，周香惊喜得几乎快要哭泣，她把它小心翼翼地挂在了客厅的墙中间，久久无语……
2008年，90岁高龄的周香走了，度过一生的坎坷，仍始终惦念着那张老照片，临终叮嘱儿子要悉心地保存下去。
老相片，镌刻着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一段岁月的留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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