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历史功绩载千秋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留下的精神遗产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在这个急剧然而十分重要的历史拐弯处，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是怎样应对、如何解决的呢？

首先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 年12 月在陕西瓦窑堡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中国共产党历史》指出：“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因遵义会议举行时还在长征途中，“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瓦窑堡会议才有条件“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简言之，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瓦窑堡会议才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有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1964年，庐山会议挨整的张闻天在读《毛选》时，读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一句时，他写了一条旁注：“在军事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请注意，此处用了惊叹号。并在旁边又写了一条批注：“军事战略家和政治战略家的任务。”根据已经弄清的史实，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评价：如果说长征途中毛泽东突出显示了军事战略家才能，组织和指挥红军最终胜利到达目的地，从而为中国革命保存了最宝贵的火种的话，那么，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张闻天这位总书记则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出发，紧紧抓住了事关全局的党的政治战略转变这件大事，推动和主持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履行了一个政治战略家的职责。历史表明，党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正是从此次会议开始的。

再来看西安事变发展变化的轨迹。1936 年12 月12 日，事变发生。13 日，中央即在保安窑洞召开了应对事变的会议。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观点非常鲜明：一是通篇没有“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类似这样的意思；二是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三是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他说到了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不同意“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在发言中他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他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17 日，周恩来在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1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作讨论，认识上取得一致，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后来，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而他当时之所以能做到

这一点，看来是同他不断地注重对客观形势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在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人们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这番话是站得住脚的。这位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研究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的。历史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短短6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充分展示了当时党的领袖们的民主作风、政治团结、集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