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应旺
文接屈原、贾谊
《楚辞》是继《诗经》之后中国古典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大源头。毛泽东终生酷爱屈原、贾谊等人的《楚辞》，尤其酷爱屈原的《离骚》。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在《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更是经常读《离骚》、读《楚辞》。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便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 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不仅爱读《楚辞》，精通它，而且善于应用它。1954年10月26日，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开北京前夕，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这两句诗出自《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这是毛泽东对《楚辞》运用之妙的一个例子。
晚年毛泽东仍在孜孜不倦地研读《楚辞》，运用《楚辞》。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那是南宋朱熹收录的《楚辞》和对《楚辞》注释的一本书。
毛泽东诗词更是直接受到《楚辞》的影响，接承《楚辞》浪漫、奔放、瑰丽的艺术特点并发展之。
据张贻玖先生在《毛泽东读史》中介绍，毛泽东在《新唐书》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旁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毛泽东对贾谊、马周之文，喜就喜在一个朴实，“切中当时事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写道：“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毛泽东的文章既文采飞扬，又质朴无华，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这也同他的诗词一样，吸取了《楚辞》的精华。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爱用《楚辞》，而且在党内和他的朋友中提倡学《楚辞》、用《楚辞》。毛泽东对周世钊、蒋竹如说：《楚辞》“有一读的价值”。他还劝张治中读《楚辞》，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8年1月中央南宁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