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47位开国上将功勋榜（十七）

阎红彦：投身兵暴显神威留守关中抗日顽

在47位荣获3枚一级勋章的上将中，阎红彦是唯一一个没有军队级别的人。因为在1952年全军评定军队级别时，他已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4月，成都军区成立时，阎红彦又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这样，在有了军队的职务之后，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阎红彦的革命资历同样很老，入党之早排在上将的第4位；军事学历也值得一提，他曾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了半年时间，是吃过“洋面包”的、有留学经历的4位上将之一。另外，他还创造了西北地区革命活动的好几个第一：是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陕北清涧起义的参加者之一；是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的领导人之一；是西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革命武装——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之一；是陕甘边地区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齐名。他因此被称为陕北的传奇式英雄之一，是开国上将中唯一的西北红军代表。作为陕甘晋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阎红彦为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阎红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

1927年10月，清涧起义之前，阎红彦就给时任陕北军事委员会书记的唐澍做党内交通，每天奔走城乡，往返连队，传送文件，传达指示。

1929年春，阎红彦利用亲戚关系，打入在后九殿山寨占山为王的杨庚五部担任连长，暗中做兵运工作，准备条件成熟时举行兵变，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创建农村根据地。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到吕梁山区一支保护走私烟土的武装“土客”师治贵部担任班长，力图把这些“土客”争取过来，作为建立武装的基础。

1931年4月下旬，阎红彦与几位战友化装潜入永安镇，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工作和周密部署，争取了敌军中一个约四五十人的加强排举行起义，胜利进入山区和红军晋西游击队会合，编为第三中队。

1933年4月，阎红彦和谢子长一道，受命到热河前线参加和改造一支别名为“老北风八千岁”的抗日义勇军，但因这支部队成分非常复杂，阎红彦和谢子长在那里处处受到监视和排挤，无法开展工作，很快又抽身退出。

1933年6月，遵照河北省委前委的指示，阎红彦以士兵的身份潜入军阀孙殿英部的一个团里组织兵暴。阎红彦与时任该团副团长的秘密党员刘振远合作，秘密组织士兵起义。不久，阎红彦的身份和活动引起了敌团长的怀疑，7月下旬被驱逐出包头。后来，阎红彦不顾个人安危，再次秘密返回包头。经过与该团中共秘密组织的周密策划，在8月上旬处决了敌团长，成功地拉出这个团举行了“包头兵变”。

1933年9月下旬，河北省委前委为了帮助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滦东突围，特派阎红彦潜入国民党第二十五师进行策反工作。但是，还没有等他潜入敌军，同盟军就弹尽粮绝，完全失败。阎红彦只得潜回北平。

1933年11月，阎红彦奉命再度到青海孙殿英的部队做兵运工作。他利用士兵厌战、闹饷、开小差的情绪，提出了“反对军阀混战，不开小差开大差”的口号，与中共秘密组织在短期内掌握了官兵3000余人，准备秘密兵暴。后由于黄河涨水，渡船缺乏，暴动未能如期举行。再后来，孙殿英部在军阀混战中遭夹击而全军溃散。阎红彦乘混乱之机，组织一部分党员，拉出了数百人，退到蹬口以东的沙漠里。最后，被宋哲元部包围缴械。阎红彦只身逃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阎红彦奉命到西安杨虎城部从事统战工作。

阎红彦还有一段传奇经历，他曾奉命秘密远赴苏联执行特殊使命。

1934年7月，时年25岁的阎红彦奉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委派，秘密从上海出发，远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并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在完成了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任务后，阎红彦被安排到苏联有关军事院校进行短暂的学习。期间，他还接受了熟记密电码的任务。因为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通讯联系。共产国际希望阎红彦可以作为信使，把无线电密码带回中国去，从而恢复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因此，不懂英语的阎红彦花了极大的精力，废寝忘食地背记由英文字母编排编组的密电码。1935年4月下旬，因急送密电码的需要，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就和战友刘长胜提前回国。进入新疆后，他们又乔装成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芯绒，经迪化、兰州、绥远到达北平。后阎红彦又只身到汾阳、西安。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得知这一消息后，遂想方设法来到陕北。12月，他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赴苏联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并把带回来的密电码交给了党中央。毛泽东握着阎红彦的手，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完成共产国际交给你的大任务，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除了阎红彦和刘长胜之外，林育英和潘汉年也先后从共产国际带回密电码到陕北，他们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沟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战将，阎红彦的战绩战功主要还是体现在做部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方面。仅在红军时期，他就为红二十六军和红三十军这两支部队的创建、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二十六军由晋西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逐渐发展演变而来。作为红二十六军前身部队的重要或主要领导人，阎红彦率部与敌人浴血拼杀，使队伍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1931年10月初，时任红军晋西游击队副大队长的阎红彦，指挥游击队与“土客”步骑300余人，翻越陕北关道峁山，突袭国民党军驻玉家湾的一个加强骑兵排，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和马匹。接着，乘胜南下进攻瓦窑堡，经激战，一部突入城内，迫使国民党军退守米粮山，紧关寨门，死守待援。游击队缴获部分装备后撤出战斗。红军强攻瓦窑堡，震动了陕北，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的英雄，也成为国民党军重金悬赏追捕的“匪首”。

1932年2月13日拂晓，时任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阎红彦，率部从陕甘边的正宁县三甲塬南下，突袭关中旬邑县的职田镇，一举捣毁反动当局的区公所，收缴民团的枪支，处决了8个大土豪，开仓放粮，赈济贫苦农民。第三天，敌人杀到职田镇进行报复，结果扑了空。后来，红军在阳坡头迎敌，阎红彦指挥突击队30余人，迂回侧袭，插入敌阵，猛打猛冲，敌阵顿呈散乱。最后，红军乘势反击，毙俘敌300余名，缴枪300余支，取得了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胜利。

1932年4月20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再次由正宁县山河镇出敌不意南下，直捣防范松懈的旬邑县城。阎红彦率第一大队猛攻东城，第二大队直取西堡山寨。此战，红军全歼守敌300余人，惩处了反动县长和警察局长，一举解放旬邑城。这是陕甘游击队打下的第一座县城。

1932年5月，红军陕甘游击队扩编，组成了第三和第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兼第三支队支队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支队长。15日，在刘志丹指挥下，游击队进军陕北。阎红彦等率部攻破马栏镇，歼灭陕北军阀井岳秀部2个连及民团一部。17日，在乔山主峰凤凰山歼国民党军2个连，又乘胜攻入焦家坪和五里镇，两战歼国民党军500余人，缴枪400余支。在五里镇镇压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开仓分粮。游击队也迅速扩大至1000余人。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前夕，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以特派员的身份在宜君县杨家店召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导致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横遭诬蔑，并被强行撤职，谢子长、阎红彦被撵出部队，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刘志丹虽勉强留队，但无重要职务。这样，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时，阎红彦等创建者竟无立足之地，真成奇冤！

1935年9月，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等部合并组成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红七十八师。

1936年2月初，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来的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担任司令员。游击师的重要任务有两项：一是警戒延安以东一线黄河沿岸，保卫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的安全；二是为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船只。作为陕北人，阎红彦靠着对黄河两岸的熟悉，亲自带领部队在20天内赶造渡船60只，为先锋军顺利完成东渡任务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月下旬，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担任军长。后来，阎红彦又改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红三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直至抗战爆发。

1937年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红三十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直属炮兵营。同年11月，炮兵营扩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三团，阎红彦任团长。从此，阎红彦和他的部队活跃在抗日战争的游击战场，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伟大事业奉献青春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