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昱
追随革命,记挂教育
1920年,寿光县农村已办起400余处初级小学,县立初小还增加了女子高级班。新式学校的创办,如同给闭塞的农村开启一扇大窗,吹来股股清风,许多进步人士携带进步思想前来“布道”。
1924年,经邓恩铭介绍入党的寿光人张玉山,在张家庄创办平民学校和女子学校,开始宣传共产党的理想和政策主张。李植庭为眼前的新鲜事物深深感动,眼前看到一片亮光,激动不已。
1925年初,经中共山东地执委批准,寿光、广饶两县分别建立党支部,张玉山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彼时,李植庭向张玉山发出邀请,请其到双凤学校任教,张玉山痛快地答应下来。
据寿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祥森介绍,执教于双凤学校的张玉山,时常给教职员工们讲:“地主的所有财产是从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将来总有一天没收过来分给农民。别看现在是穷人的白骨,富人的白银,穷人的黄脸,富人的黄金,穷人说话臭如美孚油,富人言语香似花露水,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总有一天是要变的。”
由于张玉山大量、广泛的革命宣传,双凤学校不少教员、学生加入党团组织,并建立中共双凤学校党支部、共青团支部,使学校完全在党组织的控制下。1926年,中共寿光县委在张玉山家中成立；翌年,共青团寿光县委在双凤学校建立。党团组织在双凤学校聚会、办训练班,讲形势,学理论,介绍苏联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学生进行教育,把学校发展成了活动中心。
为了保证学校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李植庭表面上并不介入革命活动,但他不动声色地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支持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毫不犹豫地积极配合党的任务,即使课堂教学,也不忘穿插爱国救国教育。
“除聘请共产党员执教,李植庭还保护革命同志,在抗战时把家中唯一的茄皮色大马捐给共产党的队伍。”张祥森介绍道,1940年6月,他参加了寿光县第一届参议会,当选为副参议长。12月,他又当选为清河区第二届参议长。
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会参议长。这些行动上的转变,最终促成他于1946年在75岁高龄时决心入党。同年4月,渤海区党委为表彰李植庭为人民办学和在革命工作中的突出业绩,特意批准在原寿光县立第八小学的校址上,重建学校,并命名为“植庭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李植庭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分管教育工作。回归老本行的他,如鱼得水,顾不上年老体迈,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了解各地恢复教育的情况,积极提出兴办教育的建议。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崔家庄,对植庭学校的大事小节时刻记挂在心上。
“他闲不住,看到需要整修的设施,能自己动手修理的从不麻烦别人。学校大门里头东侧,有一口水井,井口的砖块破碎了。学生在井口干活,容易发生意外,李老便亲自下手,将旧砖清除,垒上新砖,修整一新。”李尊然回忆道,看到教师在办公室办公,李植庭从不打扰,一旦教师有空闲,就走进办公室与教师交谈,嘘寒问暖；谈及学生,他一再告诫教师要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学业上要严格,生活上要关怀,宽松管理,不要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和上进心。
勤俭一生,教学到底
“他善于思考,接受新事物很快。我后来到北京念书,一回老家,他就跟我打听北京有什么新鲜事。1954年,我回老家,他看到别的村搞合作社,吩咐我去跑三个合作社,抄写章程,再搞一个崔家庄的章程,下一步成立合作社用。”李尊然介绍道。
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李植庭觉得都很繁琐,没有实际意义。有时村里晚辈们去看望他,向他问好,他便没好气地说:“我天天活着还能不好了!”叫对方下不来台。有时他在村外走走,遇到村里人到田中送饭,客套地问“您吃不?”他也没好气地回复:“我吃了你们吃啥?”
早在私塾教书时,李植庭就钟爱清代经学家洪亮吉的《治平篇》。这篇文章里透出作者敏锐的观察:人口增长太快、生活资料增长太慢,会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
由此,李植庭教育学生:“我们作为一介书生,而今无力改变社会,但可以为社会分忧。要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一则增加社会财富,二则节省消费,即所谓开源节流。我们不能开源,却可以尽量节俭,不浪费一丝一缕。否则,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世人?”
“节俭”贯穿他的一生。抗战期间,他住在垦利县八大组一间土屋里,三角形的窟窿算是窗户,用荆条打的铺上,叠一卷露出棉絮的被褥,这小小的屋子是5个人办公、住宿、吃饭的场所。他乐居于此,“如果专比享受,那就是低级趣味。当然,我不是主张生活越苦越好,而是主张大伙都生活好了,我们再好也不迟。”
“晚年蜗居崔家庄时,他让孩子给盖了两间屋,你说他仔细到什么程度:进门看很场面,一抬头真相就出来了,原来只有屋梁是木头的,其他檩子都用竹竿代替。”李尊然回忆道。
李植庭一生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在困难时期,没有烟叶,他就捡拾丝瓜叶或芝麻叶吸,别人给他香烟,他谢绝。别人扔掉的烟蒂,他有时也拾起来捻碎放在簸箩里,搁烟斗里吸。有人笑话他寒碜,他哈哈一笑说,节约是一种美德,我不怕别人说闲话。”
对自己作“俭”自缚,对教育却十分大方。李植庭为教育自掏腰包投入几何,现在已无法统计。李尊然在1982年搜集李植庭的有关资料时,在植庭学校图书室里意外地发现一个陈旧的档案袋,里面装着几张稿纸,其中一张蓝格的稿纸上记录着一组数字,恰好是李植庭从1950年到1963年为办学捐资的情况,共计3859元。
“这张稿纸上许多时间都详细到日。从内容看,大到扩大校基、购买学校生产基地,小到购买树苗、书籍,他都无一例外地自掏腰包。他一直认为,穷人的孩子也要上学,对困难教师和学生,他都会尽全力资助。”李尊然回忆道。
1964年,李植庭在崔家庄驾鹤西归。老友们的挽联“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教到底,学到底,教学到底”,如镜子般反照他的人生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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