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黎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该上学了。当时，刘伯承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有人建议部队设立一所干部子弟学校，刘伯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觉得，自己办学校，方便倒是方便一些，但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容易在小孩子脑子里反映出部队的等级思想。这个是司令员的孩子，那个是某团长的孩子，产生不必要的对比，这对孩子的心灵是有害的。相反，在老百姓学校里读书，可以了解一些群众生活，可以和贫苦大众的孩子交朋友，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市长和军管会主任。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反对搞特殊化。一次，有人向刘伯承反映，少数政府工作人员、部队人员，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免费乘车；进入戏院、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看“霸王戏”。得知这一情况后，刘伯承非常生气，以军管委的名义，连续下发了“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这两项“禁令”一出，违纪现象顿时消失，广大市民拍手称快。
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那时南京刚解放，父亲是南京市长，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