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资料图片）
北碚区四世同堂纪念馆。特约摄影 马多
《四世同堂》第一页手稿。特约摄影 马多
提起《四世同堂》,或许人们并不陌生,但有多少人知晓,《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是在北碚完成;又有多少人知晓,老舍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有近200万字的作品是在重庆写就。
今年,是老舍诞辰115周年,也是《四世同堂》发表70周年。70年来,《四世同堂》被改编成电视剧、话剧、曲剧等艺术形式,并被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文字,至今依然散发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
70年前,自称“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的老舍,在北碚蔡锷路24号写下了《四世同堂》的第一句话。
或许人们对《四世同堂》这部抗战巨著并不陌生,但有多少人知晓,老舍一生留下了小说、戏剧、散文、杂文和旧体诗等丰厚的著作,其中有近200万字的作品是在重庆写就。
今年,是老舍诞辰115周年,也是《四世同堂》发表70周年。
时光荏苒,却没有冲淡《四世同堂》作为经典的魅力,反而让它更加熠熠生辉——
7月24、25日,北京曲剧团要携《四世同堂》在其诞生地——北碚连演两场。
7月26日至7月31日,北京曲剧团将把改编自老舍小说的《正红旗下》、《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搬上国泰艺术中心的舞台。
不仅是在重庆,在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为纪念老舍诞辰115周年的相关演出和活动,从年初便已拉开了大幕。
一切为了抗战
“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
1944年夏,北碚,绿树婆娑,蝉鸣阵阵。
蔡锷路24号(今北碚天生新村63号,即如今的四世同堂纪念馆)的一座小院里,卧室桌前伏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天气暑热,他的后背早已汗湿。
“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多年后,老舍这样回忆在北碚写《四世同堂》的状况。抗战期间,本不宽裕的文人生活愈加清苦,老舍时常要典当衣物维持生活。夏天骄阳似火,到了夜晚,屋子的墙上仍烫得“可以烤面包”。饥饿与睡眠不足导致了头昏,而四处飞舞的蚊子又带来了疟疾。
除了那些头昏得实在起不来床的日子外,老舍总是坚持写作。他一边写,一边想着因日寇侵犯广西、贵州而四处逃难的文友们。忧虑和关切,时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因此,1944年元月开写,原计划两年完成的《四世同堂》,到1946年离开重庆时,他只写完了前两部《惶惑》和《偷生》。直至1949年,老舍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
这部被称为当代《红楼梦》的抗战巨著,描写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之际,北平小羊圈胡同四世同堂的祁家和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勾勒出一幅壮丽恢宏的抗战画卷。
支撑老舍完成这幅画卷的,不仅是作为作家的执著,更有作为中国人不屈的抗敌意志。他在《八方风雨》中写道,“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
1938年至1946年在渝期间,老舍始终笔耕不辍,将一介书生对侵略的愤懑、对家国的担忧和对百姓的同情都抒发在纸上,留下了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第一、二部;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贫血集》;话剧《桃李春风》、《王老虎》、《张自忠》以及散文、杂文、诗歌、曲艺等数百篇200多万字的作品。
“抗战时期,全国文艺界达成一切为了抗战的共识,这让老舍的文学创作走上了新的高峰。”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谈起抗战期间的老舍,语气中饱含激动与敬佩。
他说,“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抗战时期总的人生态度,也是理解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的总钥匙。“当时,老舍虽然寓居北碚,却接连创作了一部部大众喜爱的文艺作品,借此为抗战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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