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赠送革命同志礼物以示关爱
宋庆龄一向与拿笔作刀枪的坚强革命斗士鲁迅相知信任而结下深厚情谊。鲁迅身体不好，一直患有胃病、肺结核与肋膜炎。在艰苦的斗争和紧张的工作中，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1936年3月，鲁迅的肺病突然加剧，出现了严重的气喘。听到消息，宋庆龄十分关切和担忧。马海德大夫回忆说：“鲁迅先生病重时，她忧心忡忡，不只一次地问我，治疗肺结核是否有什么新的方法和新药。”
3月23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食糖三种，茗一匣。”宋庆龄晚年曾有人写信问道，致鲁迅的信并糖果和茶叶，当时是怎样送去的。宋庆龄答复说，鲁迅病重时，她自己也在病中，“因此，没能去看望他，就托史沫特莱代转送一些礼物”。
5月15日，鲁迅再次病倒，这回病情的来势非常凶猛。许广平见状很是担心，便与冯雪峰、茅盾、史沫特莱商量。史沫特莱随后将鲁迅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告知了正在住院的宋庆龄。宋庆龄得到消息后，焦虑万分。她立即推荐了美国邓（DUNN）先生给鲁迅诊治。邓是当时上海最好的两个肺病专家之一。宋庆龄还特意委托史沫特莱陪同邓一道前往鲁迅家中。
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莱与邓医生来到鲁迅寓所，继续为鲁迅诊治。
这次诊断后，宋庆龄听到了史沫特莱的转述，得知鲁迅已卧床不起。她心急如焚，怀着复杂的心情，在6月5日抱病写下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这是她送给挚友鲁迅先生的一份特别的精神礼物。她要以自己的力量劝说鲁迅入院治疗。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耽（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医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医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之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全（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地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
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信尾是宋庆龄的亲笔签名。
送出这封信以后，考虑到鲁迅在大陆新村寓所的环境不是太好，宋庆龄又设法在上海近郊江湾找了一处宜于疗养的叶家花园请他去养病。鲁迅的弟弟周建人说：“鲁迅对宋庆龄同志的这种关怀，十分感激，但是仍然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去过宁静的生活，终于没有去。”
十分喜爱花木的宋庆龄还常常把鲜花赠送给海内外的贵宾与好友，赠送给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她温馨友爱的感情。正像她的好朋友、共事于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所说的那样，她本人就“好像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中期，路易·艾黎在上海愚园路1315弄4号寓所设有一部中共地下组织秘密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宋庆龄。
宋庆龄特别高兴，当天晚上就从自己的住所带了白兰地酒和一束红玫瑰花，兴冲冲来到愚园路艾黎住处，与艾黎、史沫特莱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等友人一起庆贺。
宋庆龄满脸笑意地先给每个人戴上一朵红玫瑰，然后同大家一起举杯欢庆长征的伟大胜利。
与宋庆龄有关的旗袍传奇有不少。有一件真丝旗袍就很特殊，因为它不是宋庆龄本人所穿。这说起来又是一个故事了。宋庆龄不仅自己爱穿旗袍，抗战时期，她曾将旗袍作为国粹送给了美国友人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巴布科克，玻莉正是穿着这件宋庆龄特意赠送的真丝旗袍，在美国为中国抗战到处演讲募捐筹款，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玻莉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玻莉也积极加入了“工业合作社”的队伍，想以此来帮助中国乡村里千千万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劳苦民众。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玻莉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玻莉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国民党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玻莉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也因此迅速增加。
玻莉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侯波是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红色摄影家。由于经常拍摄中共高层活动，因此她有幸与宋庆龄有所接触，并被平易近人的宋庆龄视为朋友，情谊渐浓，关怀有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会议结束时，照完相的侯波去问候宋庆龄。宋庆龄拉住侯波的手说：“小侯，听说你丈夫也是个搞摄影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拍电影的小伙子？”她指了指正在收拾摄影机的徐肖冰。侯波忙把徐肖冰拉到宋庆龄身边。宋庆龄说：“你们两位是夫妻，又是同行，这在业务上就有很多共同语言，真好。”她还拉着夫妇二人的手说：“以后有时间，欢迎你们到我家来做客。”
过了一段时间，宋庆龄的秘书打来电话，请侯波、徐肖冰第二天到宋庆龄那里吃午饭。宋庆龄把他们让到客厅里入座，说：“我刚从上海回来。这是我给你们带来的小礼物。”
说着，宋庆龄送给侯波一条淡绿色的丝绸围巾，送给徐肖冰的则是一件做工精致的的确良白衬衣。徐肖冰说：“谢谢宋主席，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您……”宋庆龄说：“以后你们不要对我说客套话。我们是同志，又是朋友，我把侯波当做我的女儿一样。你们坐着，今天我要亲手给你们烧两个菜吃。”那天在饭桌上，宋庆龄不断给侯波夹菜，劝她多吃，好长得胖些。
告别时，她给侯波的孩子带了许多好吃的，并嘱咐：“下次再来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孩子，我喜欢孩子。”
1961年，侯波离开中南海，调到新华社，和宋庆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常常间接听到宋庆龄对她的关心和问候。1964年，侯波突然接到通知，让她陪同宋庆龄出访斯里兰卡。
见到侯波，宋庆龄很高兴。她拉着侯波的手问长问短，并同她一起乘飞机到昆明，为出国做准备。侯波和文字记者李琴住在一起。宋庆龄每天都为她们做一个菜，请工作人员送过来。她还亲自教大家吃西餐，为他们演示刀叉怎样用，嘱咐喝汤、吃饭时嘴里不能发出声音。当时市面上只有短袜，她就把自己带的长袜送给每个女同志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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