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先锋——马林与张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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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原名亨德利库斯·斯内夫利特，1883年生于荷兰鹿特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前往荷兰殖民地爪哇，1914年组建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之一），1920年作为印尼共产党代表，以马林的名字出席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被委派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自1921年6月至1923年9月，马林三次往返于俄中之间，积极帮助创建中国共产党，并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方针在中国的确立。

张太雷是马林在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和翻译。当马林在中国执行共产国际任务遇到阻力，不被中共党内同志理解时，张太雷在工作中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与马林携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

密使日本

1921年6月，马林在列宁的推荐下作为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来到中国。列宁在推荐书上写道：“斯内夫利特（即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中国，他的任务是查明是否需要在那里建立共产国际的办事机构。同时，责成他与中国、日本、朝鲜、东印度、印度支那和菲律宾建立联系，并报告它们的社会政治情况。”这说明马林除了中国的工作外，还要与远东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

1921年8月，张太雷由莫斯科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关于立即召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促进远东各国劳动群众和革命团体团结反帝的指示。同时，回国后张太雷立即同马林取得联系，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马林执行“从中国、朝鲜和日本派出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任务”的指示。马林迅速与中共中央局及国民党领导人联系，中共中央局即派人到广州、济南等地选拔代表。

当时马林最困难的是无法与日本国内革命者取得直接联系。一是马林来华的身份已被荷兰等西方国家了解，荷兰驻华使馆一直秘密监视其活动，并通知日本等国严加监视。二是日本特务系统十分嚣张。马林来华后，曾通过书信拟“与印度的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日本片山潜取得联系”，但这些信件均被日本当局扣压，致使马林与他们一直没有联系上。

为了尽快完成共产国际要求“组派日本代表团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与日本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的任务，马林决定委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密使前往日本。

8月，张太雷以中国留日学生的名义秘密前往东京，先找到中国留学生施存统，再找到日本共产党人堺利彦、山川均、近藤荣藏等，向他们传达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指示和马林的要求，最后组织了高濑清、德田球一、吉田一、和田轨一郎、北村英以智、小林进次郎6人，转道上海赴伊尔库茨克。

张太雷在日本约一周，成功完成任务。张太雷这次密使日本，既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帮助组织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本代表团安全到达伊尔库茨克，又帮助马林与日本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此后，日本共产党人每半个月派信使到上海向马林报告日本革命运动的情况。

协调马陈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坚持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应加入共产国际，服从其统一领导，并按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开展工作。但马林的提议遭到了中共党内部分同志的极力反对，尤其是来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当马林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时，张太雷四处奔走，积极调和，说服党内持不同政见的同志，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合作。

马林在中共一大上代表共产国际致祝词，祝贺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并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性质、使命和组织情况。他认为，中共一成立就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接受其领导。此前，张太雷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任书记，这也表明中共在共产主义小组阶段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加之马林的工作，所以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和决议也明确宣布要“联合第三国际”，“中央委员会每日应向第三国际提出报告”。但尚未明确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中共一大后，马林要求陈独秀辞去广州的职务，回上海专事中共的领导工作。陈独秀抵沪后，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与陈独秀会面。但二人见面没多久就争吵起来。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马林按照第三国际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却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

张太雷作为马林的助手和陈马会谈的翻译，最了解二人冲突的内情。他深知，这不是一般个人恩怨问题，而是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列宁领导建立的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为此，张太雷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首先，张太雷着重做陈独秀的工作。张太雷根据自己在共产国际革命活动的体会向陈独秀劝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整体，都应在第三国际领导下进行，中国共产党应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没有耐心听，张太雷就一再劝说，说明中共应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尽管陈独秀一时难以接受，但为以后的协调还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其次，张太雷还主动做陈独秀周围革命同志的工作，动员大家共同努力。张太雷曾对在中央局工作的张国焘说，“马林是有缺点的，主要是不了解中国情况和态度欠佳，但他确实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支持他的工作”。在此期间，李达也劝说陈独秀应顾全大局，中国革命需要国际援助。张太雷、李达等人的不断劝说，促使陈独秀开始冷静思考这一问题。

再则，张太雷与马林一起全力营救陈独秀出狱，促进了陈、马关系的和谐。1921年10月初，陈独秀、包惠僧、杨明斋等遭法租界巡捕房拘捕，他们被指控编辑《新青年》等过激书刊有害租借安全。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捕，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威胁，张太雷与马林等人密切配合四方奔走。马林动用共产国际给他的经费，不惜以重金聘请法国巴和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并打通会审公堂各个环节。张太雷则联络褚辅成、张继等社会力量营救陈。由于张太雷与马林等人营救得力，陈独秀于10月26日被罚洋100元而获释。

陈独秀获释后，在张太雷的帮助下同马林继续会谈。经过这次共患难，陈、马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也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关系，从而使马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的工作得以开展，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得以纳入列宁领导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航道。